在老书记倒台后，主管村里党政、行政以及财权的干部们都是来自原来政治上有过问题或曾受到侮辱的家庭。其中一个是因为父亲而倒霉。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发现抽鸦片烟。父亲秘密吸毒的习惯被邻居揭发，在公众大会上受到批判，子女也当众蒙羞，工分被减。另一个干部的父亲也在群众大会上经历过羞辱，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出身有问题的村民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祖父是大刀会的核心人物，在一次反秘密宗教社团的运动中被政府砍头。第三个干部有一个叔叔在1969年被拘留，罪名是曾在土改中为了不被划为地主而贿赂政府官员。这个罪名源于“文革”时期大川老书记的一份报告。结果是此人的叔叔被判十年徒刑。这个干部当时还很年轻，亲眼看到叔叔被捕，同时目睹了父亲及叔叔共有的三十间房被没收充公。他还记得，被押送到劳改场之前，叔叔在村内群众大会上被批斗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村里重要干部的他，很精明地意识到不能利用职权要求别人归回他家在文革中被没收的财产。毕竟，这些财产先被收归集体，而后在分田到户时归私人所有。他十分清楚，如果试图收回这部分财产，就会得罪很多人。这个人的叔叔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得到平反以后，多次试图要回财产。但县里的官员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们害怕有太多类似的案例，如果引来一系列追讨财产事端，就会危害到现有的社会秩序。
我在1989年的短期研究中首次结识了大川的新一代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结识这些人，因为我只有通过他们才能研究水库移民问题。也正是通过他们，我后来才认识了大川孔庙的十四名庙管们。正如第三章所说的，这十四个人在承担起重建庙宇的工程之前发过愿、做过承诺。在新孔庙竣工后，他们成为庙管颇有水到渠成的意味。其中只有大愿主一人不到四十岁。其他人则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十三个老人中，有十人曾因政治原因在过去的政治运动被打击。
我在一个茅草棚里访谈了一位前教师。夏天他日夜都住在草棚里，守护自家的果园。他讲到，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划为“反革命”，失去他所热爱的教职。另一位庙管是一个族谱编纂者，住在附近的黄茨村。虽然他只见过我一面，但还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滔滔不绝地讲大川在移民之前是什么样，建水库时他的一家如何逃出，他的父亲收集的诗词、书画、庙里对联以及族谱又是怎样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大川孔庙的二愿主对我讲述了集体农业制度的失败过程。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被撤职的区长。他曾掌管几个人民公社、后来因辖境内有300来人在大跃进期间饿死，而被撤职。来自北京和兰州的干部工作队逼着他在台上作自我批评，台下面坐着3000多人，其中很多在大跃进的饥荒中失去了亲人。他这样描述那次大会：“群众很愤怒。他们以为他们没吃的时候我却吃饱喝足。他们恨得直咬牙。他们要砍我的头。最后，群众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说我连自己的家人也救不了，这时人群中很多人开始流泪。我老婆、我的一个儿子、我的兄弟、他的老婆、他们的儿子都在大川饿死了。我的弟妹是羞辱臊死的。她实在太饿了，就在大食堂里偷了一把蔬菜。她在吃那些烂菜时被厨子抓住了。他在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面前踢她、骂她。她哭着回家了，然后睡了过去。她再也没有醒过来。”
在访谈中，大川那些较为年轻的村干部及已有一把年纪的庙管们以独特方式讲述了屈辱的个人史，但同时也表现出平反后的扬眉吐气。这些人先前的屈辱与受迫害的经历可以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一起重建孔庙，为什么村政和庙政会深深地纠结在一起，以至于不可分离。作为激进社会主义的幸存者，这些农民在经历命途多舛、家破人亡、政治受辱之后终于在村里走上显赫的位置。对于他们说，最有效的平反莫过于联手重建、保护、管理一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个殿堂在过去的命运与他们自己在过去的命运又何其相似，简直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