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分析最初产生于人口学，后来被运用到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最初起源于人口学之时，它集中于同时出生的人。社会学家和社会史家运用它时，往往与“历史代际”概念放在一起使用，后者指分享部分历史经历人们，而正是共享的历史经历塑造了他们的认同。
雷纳多·罗萨尔多曾运用同代人分析法研究菲律宾卢尊北部伊龙哥特人的集体记忆。针对同代人分析法的特点，他特别指出：“同代人分析的出发点是探询一群人在多大范围内自己意识到他们作为群体的认同，而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机遇则与老一辈和小一辈都截然不同。这种群体的形态，也就是其集体认同的形态，最初是基于对生活可能性的一种共同感觉，然后又基于对生活结果的共同知识或共同反思。”
换句话说，同代人的文化性情是由他们对某一独特历史时间中事件的体验塑造，而这些事件又是在他们生与死的时间框架之内。
同代人分析法的经典运用案例可见霍华德·舒曼和捷克琳·司各特完成的一项社会记忆研究。在研究中，舒曼与司各特利用一个全国抽样样本，要求成年的美国人指出并描述12个“五十年中全国性或世界性的事件或变故”。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代际影响、生活经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要检验的核心问题如下：年龄接近的同代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故是否会对“可记忆性“（memorableness）造成最大影响。
舒曼与斯科特提出的研究问题参考了哈布瓦赫提出的观点。哈布瓦赫认为，自传性与历史性记忆之间存有重要区分。前者比后者对个人而言更重要，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意义。从哈布瓦赫发展的集体记忆概念出发，舒曼与斯科特试图发现基于直接体验的自传性记忆是否真的会比人们听到或读到的材料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更深或更牢固。他们发现，被访者指出的12个事件“或多或少地回到了自己当时10来岁或20来岁的年代”。
这个发现说明，对重要事件的记忆与年龄关系很大，特别与青少年阶段紧密相连。这也回应了一些支持哈布瓦赫另外一个命题的相关研究。该命题的假设如下：重要的公共事件对直接参与者的心理影响巨大，特别是在发生成人期开始阶段的群体认同形成过程中更为如此。
换句话讲，在记忆问题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尤其在回忆重大事件的时候，最为鲜活，而且受到当时群体认同的左右。
上述结论的问题也很明显。它假设同龄群体在青少年时期共有的经历对记忆有着内在影响。这一假设想当然地将亲身经历与回忆某些事件的能力视为因果关系。而路易斯·耐瑟则指出，同代人记忆的保持有可能取决于同代人之间不断地讲述某些经历，因而讲述的经历被不断地回忆。他强调，同代人共享的经历本身也许并不重要，反而重要是这些经历被同代人在彼此交流中反复地叙述。耐瑟的意思是记忆能力在于重复，如同演员需要不断彩排方可记住自己在舞台上的位置、动作以及台词的衔接。
大川的材料显然支持耐瑟的观点。我们即将清楚地看到，在大川孔庙的重建中，同代人的记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同代人是一群中老人。这些人对重建庙宇的意见或看法经历了一个集体整合的过程，其中包括群体利益对个人记忆的型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