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贵族徽号或官方庇护外，衍圣公一家还从朝廷获得丰厚地产、可观的薪俸、珍贵的赏赐、可以祖辈相传的奴仆以及免除赋税的特权。随着时间推移，当初小小的孔家逐渐发展成了所谓的“孔氏家族”。谁想要成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他必须是“内院孔”，而且属于曲阜“六十宗户”。这些宗户又被分为“大宗户”和“小宗户”。“大宗户”是指住在曲阜中心的十二座府第中的人们。最大的宗户中住着衍圣公及其妻妾子女。其他的府中住着衍圣公最近的族人，多为富裕而有学识之士。“小宗户”中则住着衍圣公的远房族人，其中大多住在曲阜郊区，身份为农民。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佃农，耕种国家赐给衍圣公的“祭田”。这些佃农必须为衍圣公交地租，但可免除徭役，包括不须当兵的自由。
在孔氏族谱中，“户”之含义并不一致。身为剧作家的孔尚任在1685年编辑的族谱提到，孔氏大宗户有670个男丁。由于这些“户”指住在曲阜十二府的孔姓家户，每户人口规模并不清楚。对于“小宗户”的说法应该同样小心。例如，其中一个小宗户有668人，涵盖曲阜附近整整一村。而另外一个小宗户，即“文献户”，其家庭规模则小得多，仅仅包括世代负责保管衍圣公府文件的孔家人。
孔尚任记录的“六十宗户”全部人口至少1万人。这是因为我数过的在册男丁有8993人。到1764年，曲阜孔氏男丁超过2万人。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数字超过了4万人，而且不包括迁居外地的孔氏。曲阜以外的孔家人有自己的族谱，但只有少数被衍圣公认可。
曲阜以外的孔氏之所以被排除在外的原因之一在于衍圣公对待“天恩”的谨慎态度。从十五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一直允许衍圣公决定哪些人具备称为孔氏家族一员的资格，从而享有减轻赋税或免除徭役的特权。
衍圣公非常清楚限制这一特权的重要。如果把特权扩展到更多人，朝廷会觉得负担过于繁重。因此，衍圣公在曲阜以外的孔姓中只挑选一小部分享受“天恩”。
这些孔姓人家必须把自己族谱送到曲阜获得承认，盖上衍圣公私人印章，方可减免徭役。
我们不知道大川的孔家人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之前是否向曲阜送过族谱。在我访谈过的老人当中，也没有人说过祖上曾经被政府免除徭役。
1912年，民国建立，衍圣公及族人的特权并没有被取消。但地方官员或军阀不断无视以往的“天恩”。到二十年代末，地方官员针对孔家征收的财产税和徭役越来越多。
同时，衍圣公作为中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之特权遭到威胁。这是因为以往的“天恩”使得孔家祭田不断扩大，分布在五个富裕省份的三十多个县内。根据1919年统计数字，孔家仅在山东就有323802亩上等农田。
但在1928年12月，部分高官提出动议，要将孔氏祭田国有化。
1929年10月，消息传出，曲阜陷入一片恐慌。族老们孤注一掷，以衍圣公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抗议，谴责没收祭田的动议侵害私人财产，而且威胁到国家尊孔政策。
作为衍圣公孔德成的至亲，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急忙上下斡旋，表示支持曲阜。结果，没收祭田的动议在内阁会议被否。
但媒体评论却焉知非祸。此后，有关衍圣公的封号是否应留存的媒体讨论不断出现。几年后，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屈迫于舆论压力，宣布放弃袭封三十二代衍圣公头衔，但将祭田牢牢把握在手，一直到多年后解放军攻陷曲阜前夕，才宣布将祭田交给国民党政府，但这一表示效忠的姿态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