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曾说过“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可后世除了极小众的大师能读懂《春秋》大义，普通“识字人”还真看不明白辣个《春秋》，自然“罪”不到孔子。但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收录到《论语》里，却成了近现代识大字的人“罪”孔子的有力“书证”。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不乏有“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口号出现，进而倡导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到了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也是这句话最是能激发起革命群众“批孔”的昂扬斗志，就是因为万恶的旧社会统治阶级忠诚听从孔子的号召，才“愚弄”了善良的人民大众几千年，这口恶气必须出，这笔账必须算！由是，“革命从娃娃抓起”的《孔老二的罪恶一生》小儿书的出版发行，也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呵呵。
回头看看千年之前的宋代几位大儒如何理解释义这句话。
朱熹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颐说：“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程颐解释的最到位，整部《论语》孔子反复阐述、弘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以德”“仁、义、忠、信、孝、知”，经常感慨的是“道之不行”，反对、反感各种僭礼行为，怎么会一反常态倡导不要让民众去知“道”呢？既要愚民，何必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且“诲人不倦”呢？莫非孔子的意思是没有给他送火腿的民众，不能让他们“知”吗？哈哈。
邢昺也没断章取义，而是说：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话语权和话语解释权掌握在知者的手里，则民知；掌握在愚者的手里，则愚民。孔子的思想，是用道德的力量制衡君权的，不是用道德的力量愚弄民智和约束民权的。这才是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