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72年夏，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大明朝皇帝位。第二年（1573），正式启用年号“万历”。从这一年到1644年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今景山），历时七十二年，史称晚明。
史学界基本认同一个史实：万历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正是明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但恰恰是这一时期，一种名叫“昆曲”的地方戏剧从富饶的江南走出来，很快占据了中国的戏剧舞台，一兴盛就是二百年。直到易代后的清乾嘉年间才在所谓“花雅之争”中败北，从此走向没落。
作为一位戏剧研究专家，余秋雨先生研究昆曲的新著《笛声何处》，是他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苦旅”之后的专业回归。
文化，当时发生得越普及、越长久，今天研究的学理价值也越高。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余秋雨先生下结论道：“昆曲不应仅仅作为一种前辈的遗产而被尊重和保留，也不应仅仅因为蕴藏雅致的古典美而被欣赏和介绍，它本是中国传统戏剧学的最高范型。”但是，从王国维到胡适之，为什么对这一“最高范型”都视而不见？又是什么注定了昆曲“易代”的长久兴盛和没落呢？我们不妨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出发略作展开。
樊树志教授在《晚明史》中分析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晚明正是全球发生转型的时代。尚未经历工业革命的欧洲人通过新航线进入东方，中国“质优价廉”的手工业产品令他们惊叹，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也使基督教和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在这时已经开始了。”令人痛苦的是，大明朝的统治者对此却“浑然不觉”，忙于内耗，面对“强硬而坚决、顽固又拘泥”坚守“道统”的文官集团，万历皇帝竟为后宫之事“掼纱帽”，颇有才能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另一位申时行则告老还乡。万历后的泰昌帝上台一个月就“驾崩”，天启帝在位七年，死时才二十三岁。天启的五弟崇祯再“勤勉克俭”，面对这样一副烂摊子也是回天乏术了。而这时，依靠文艺复兴完成了思想文化准备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
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觉醒者。庞朴先生就认为“中国明清之际出现过启蒙思潮或者叫早期启蒙思潮”。譬如试图冲破程朱理学道统、用“良知”统一“理”与“心”、倡导个体性原则的王阳明心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李贽思想，“把千年裹在中国人身上的封建人格紧身衣一件一件地脱去，鄙薄‘德性’却又比传统人格更为坦率真诚和自然”（张节末《狂与逸——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人格特征》）。
但这种声音太微弱，李贽便被称为“异端之尤”，根本无法撼动“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基础。于是，士大夫们蓦然回首，才知道“君王天下事”和“身前身后名”都无法补偿“可怜白发生”的遗憾，便幡然顿悟，走进赋闲时运中，并“开创了一个以傅粉黛、度新声为其乐的传奇时代”（黄卓越《东方闲情》）。因经济发达、底蕴深厚、民风安详的良好社会条件而引领风气之先的江南昆曲，终由士大夫阶层的“高浓度介入”而使民间和官方找到了共同讴歌“国泰民安”的“文化”。
易代之后，昆曲更多地承载着在政治上、军事上被征服后的文化韧性，它浓缩了士大夫太多的爱恨情仇，太多的沧桑遗恨，太多的“士不遇”，太多的“坚守”意义。
昆曲太累了！
清初的统治者太想通过文化的融合稳固统治地位。但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最终确立主流文化地位已提到议事日程，“前朝笛声”就成了一块心病。可能是借口，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长生殿》在作者洪家里演出，但宾主竟都忘了时值正宫娘娘佟皇后丧期，结果洪及五十余名官员被革职流放。“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接着，康熙采取了诸如文字狱、江南士子北迁等一系列足以摇撼江南文化生态系统的措施。因北人与水磨腔毕竟有较大的文化隔阂，这时，源于元杂剧的“花部”在北方兴起，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京城已有诗称：“丝弦竞发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啷，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檀萃《杂吟》）
昆曲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属于它的江南，如同一个文质彬彬的凄凉魂灵。或许，在巨大的文化版图上，它本来就应像夫差勾践、西楚霸王，或是三国东吴一样，以边缘的辉煌留下一支遥远的笛声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