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中国，GDP占当时世界的四分之一。
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催动了社会生态结构的嬗变。一个显著特征是，原先处于士农工商“四民”阶层末端的商人集团迅速崛起，他们高呼着“商贾何负宏儒”的口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与“士”展开社会竞争，而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士阶层，因为人数急剧膨胀，“入仕”道路壅塞，“特许体系”遭到了空前挑战。但作为强有力的社会利益集团，江南士阶层凭借发达的区域经济条件和长期积累的文化话语权，标新立异，引领社会时尚。海外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个消费社会”。
不过，我一直以为，晚明“消费社会”的形成遵循的并不是现代消费主义的逻辑，而是晚明士阶层在科举拥堵和商品经济的双重逼迫下，出现的“浮躁与突围”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虽然搅动了晚明社会阶层的重组与融合，但并没能催生出类似工业革命的新生产方式。
这就是泱泱大国为什么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闭关锁国”，最后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对地方志、笔记小说、实录与明人文集的大量梳理，使海外学者对晚明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成果明显在大陆学者之上。当大陆学者刚刚在呼吁关注笔记或野史的时候，似乎是从一部《万历十五年》畅销开始，海外学者对史料的梳理方式让读者耳目一新。仅靠先验性的“资本主义萌芽”论，或几句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以及所谓正史中的“本纪”，或者千篇一律“素刚正”的人物列传是远远不够的。最近读到两本海外学者的著作：正宗老外、加拿大学者Timothy Brook（中文名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和台湾学者巫仁恕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卜先生的著作从一位正史中不会见到的歙县知县兼地方志编撰者张涛开始，从商业和文化的视角，把大量方志、笔记史料巧妙运用起来，形成了一部不同于正史的明朝兴衰史。巫先生的著作则选取“消费”这一最日常的话题，以乘轿、服饰、旅游、家具、饮食为例，给读者再现了一幅晚明社会的生活图景。
一个发育并不充分的市场晚明市场的极大发展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在梳理了大量史料后巫仁恕认为：“晚明时期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当时已完全达到市场经济，也不能肯定中国已形成全国市场，或判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品味奢华》）卜正民甚至提供了实证材料：“如明清市场的发展还是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进入市场的商品量占总生产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者，生产方面如棉布仍是乡村农民家庭的副业生产，并没太大、太新的生产关系或生产组织的变化。”（《纵乐的困惑》第三章）卜先生进一步论证说，晚明的牙行商人只是由外部垄断地方市场，而不像西方的包买商制度（putting-outsystem），通过提供原料、确定生产速度、购买劳动力等控制内部生产流程。
可见，晚明市场只是由于剩余产品的不断丰富而出现的，并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产物，更不是规模化大生产的产物。《正德松江府志》有一段史料讨论了老百姓家“男耕女织”的一般形式，还是要解决温饱问题：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
无顷刻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
明代江南赋税沉重，仅靠种田已经无法养家，利用丰富的原料资源，妇女“通宵不寐”织布用以糊口。可见，家庭手工业尤其是纺织的兴盛完全是迫于生计。
对全国市场发育并不充分的另一个显证则是，江南地区的繁荣（如苏州），恰恰是因为近水楼台，挟丰富的区域物质资源（如丝绸）而引领全国时尚的。
苏州的荣耀
弘治元年（1488），一个四十三人组成的朝鲜使团来到江南。“代表团团长”崔溥（1454-1504）后来出版了一本中文日记叫《漂海录》，他详细记录了乘船经过苏州的宏大场面：两岸店市相接，商船辏集。
真所谓东南一都会也。“让他叹为观止的是，船行了二十多里，仍然还是一片城市风光，但见”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接缆。“他还亲眼看到，停泊在码头的商船来自全国各地，似乎印证了苏州”全国性贸易中心的地位。（《纵乐的困惑》第一章）
晚明苏州，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年税收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它被学者们称之为“理解明清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节点”。如果说，像傅衣凌这样的老一辈学者，从生产研究的角度对江南社会解读卓有成效的话，这些从消费研究视角对苏州的解读，无疑更直观地再现了苏州的荣耀。
从《品味奢华》探讨的日常消费各个层面来看，苏州几乎是引领时尚的“顶端”城市。譬如服饰，“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形成了“苏意”或称“苏样”的流行风。譬如旅游，苏州虎丘几乎成为“悠游林下”的代名词。譬如家具，从苏州流行出去的样式称为“苏式”，并成为皇家采购的首选。譬如饮食，除了排场广泛影响周边地区之外，“对烹饪技术的重视更是变本加厉”。巫先生借用了几位著名的“风流才子”的几种著名笔记史料来充分实证，如张瀚的《松窗梦语》、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寄》等。
其实，苏州士阶层的消费文化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在明清兴盛了长达二百年的昆曲艺术。所谓“吴趋一曲起阊门，楚叹齐讴皆莫论”。如果说状元是一种精英文化现象的话，那么，和状元一起并称为苏州两大“土特产”的优伶，无疑顺应了大众文化的需求。从消费研究的视角来考量，这种娱乐性的消费必定带动了江南社会一系列的时尚潮流。尽管《品味奢华》选取了若干史料来证实这一观点（第三章），但我仍以为，作为探讨士文化与消费关系的社会史著作，这一重要消费现象不能被如此“疏忽”。因为从晚明士阶层的心态来看，昆曲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士阶层与众不同的文化资本，和张扬文化话语权的“炫耀式消费”之一。
这样的荣耀属于苏州。
奢华搅动的仅仅只是奢华一面是急于寻找昔日“秩序”，却又找不到新路径的士阶层，一面仍然是小生产结构的市场，那么，资本的出路，似乎注定要被掌控着所谓文化建构的士阶层引向莫明其妙的方向，那就是逸乐。
袁宏道是个典型案例。
万历二十年（1592），二十四岁的湖北大才子袁宏道（1568-1610）中进士。或许是“公安三袁”的江湖名声实在太大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秋，袁宏道被放了实职，担任经济发达地区吴县知县。袁才子喜欢写信，他的春风得意也就在最初来苏州几年的信中表露无疑。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舅舅龚惟长。这封信后来被称作“明清书信体散文”的经典作品。它之所以经典，就因为袁宏道高举起所谓“五快活”的旗帜，把当时士阶层逸乐的消费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岁月如花，乐和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座，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直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浮家泛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
然后一身野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看来，袁宏道在苏州玩得何等快活，而且玩到了即使当乞丐也无怨无悔的境界！还感慨道：“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但他的官做得实在“呀呀呜”。本来朝廷派大才子来管理才子成堆的地方，大概有点“以夷制夷”的想法的。但江南花花世界实在和官场语境大相径庭，袁宏道在苏州似乎越来越“水土不服”，仅呆了两年就坚决辞官回家继续做才子，实在是明智的选择。
从文化层面看，士阶层“浮躁与突围”心态固然是晚明“消费社会”奢华之风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时期“潮流”的形成，都是其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综合观照。譬如资本的流动，除了强烈的内生推动机制之外，还须合适的外部条件。首先在政治形态上，晚明“特许体系”虽然在一些地区（如江南）遭遇商人集团强有力的挑战，但并不可能在根本上撼动身份等级制度。（《纵乐的困惑》第四章）“捐输纳官”的制度化，让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找到了“入仕”的捷径。王在《寓圃杂记》卷五中留下一条史料，说是“近年补官之价甚廉，不分良贱，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称义官。”这对原先视功名如生命的士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炫耀式消费”便成为士阶层抗争的重要手段。其次，经济发展虽然提高了庶民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市场结构经济形态基本上还是“男耕女织”的传统图景，而并没有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
英国史学界在比较了几乎与晚明同时在英国出现的“消费社会”后指出，英国由妇女掀起的消费时尚浪潮似乎成为工业革命的催生剂，但更重要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引起的制度变革。而由一群找不到新路径的士阶层引领的晚明消费时尚，在完全不同于英国的外部条件下，资本的出路除了铺陈奢华似乎别无选择！正如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中分析的那样：“明初将整个中国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地主所有制和主仆忠顺的阶级制度在明末依然存在。通过商人进入上层士绅阶层和士绅转而从事商业来扩展他们的收入，商业大大地改造了这种制度，但并没有使之解体。尽管发达的交通和商业在明代社会内部引发了频繁的流动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结构性界限并未被削弱。”（第四章）
晚明的奢华搅动的仅仅只是奢华。如同一座没有制度根基的海市蜃楼，或更像一个七彩的泡沫，在极尽浮夸之后，留下的仅仅是一个奢华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