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边的天气真的说变就变。从烟台到威海码头不过七八十公里，上高速时还阳光灿烂，海波荡漾，但搭上去刘公岛的渡轮却是乌云压顶，大雨滂沱。
不生长在海边就没见过这阵势，海天相接，一望无际，大团的乌云变幻出各种姿势在头顶翻滚，仿佛随时都会恶狠狠地扑将下来把小岛吞没。海浪一波接一波拍打着堤岸，发出呐喊般的声音，让人的心绪突然变得紧张万分……
人的感觉有时真的很奇怪，明明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却恍若隔世，而偏偏对遥远的历史记忆那么刻骨铭心。一百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刘公岛天空的乌云和黄海汹涌的波涛就让中国人永远刻骨铭心！那乌云至今还深压在国人心头，那海浪至今还拍打着国人的心灵。让人一看到这样的景象，心里就波浪翻滚，平添出一种切齿的疼痛来。
那是奔流在国人心中永不平息的大海啊！
二
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9月17日，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大清帝国北洋舰队主力和日本舰队在黄海决战。那天傍晚，刘公岛海军基地人声鼎沸，邓世昌夫人薛瑞春、其他管带夫人们和龙灯舞狮秧歌队一起期盼着亲人归来，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泱泱大国“强大的”北洋水师必定战胜区区倭奴。
此刻，大概只有李鸿章心里清楚。所以开战以来，他严令水师“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他始终认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现在，经二十年苦心经营，花银无数，总算用“夷之长技”整出一支有点模样的海军，然“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这虽是对慈禧动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的牢骚，不过，在中堂大人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想通过所谓“外交斡旋”避免战争。从1874年日本强占台湾，到1894年初日本出兵朝鲜，李鸿章一直“虚心忍辱”、“卑礼下人”，想让其他列强出面调停。但他心里明白，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所以又四次亲往刘公岛检阅海军。可弱国哪有什么外交？分明只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而已。甲午年五月，李鸿章最后一次踏上刘公岛视察水师，望着他手中积攒的这点本钱，发出“窃虑后难为继”的感叹！果然，两个月后，他亲手带出来的淮军为主力的帝国陆军在朝鲜大败，叶志超却让战报称作“大捷”，丰岛海上遭遇战，北洋济远舰“海归派”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又说“重创倭舰”。而偏偏朝廷在这时已停止海军的“引进”计划……李鸿章除了仰天长叹，一定是欲哭无泪！
致远舰全体官兵“撞沉吉野”的悲壮吼声永远定格在《甲午风云》中了。或许，只有滚滚黄海知道，邓世昌决意自沉时的内心世界。作为帝国忠诚的“中层干部”，邓世昌所能做的也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情绪激烈地归纳了李大人十二条过错，并强调，“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什么“精神”呢？“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这当然是激愤之词。
三
北洋海军提督署完整地保留在刘公岛上。李鸿章亲题“海军公120所”的蓝底金字匾依然高悬门楣。这座傍海修筑、高踞危岩、坐北朝南、长垣环围的军衙，见证了一个民族曾经的强盛梦想。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建立。但从一开始，体制就含混不清。对海军一窍不通的海署大臣醇亲王名义上是帝国海军“最高司令长官”，但北洋水师无疑又归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这位被外国学者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晚清重臣，老肩上几乎担着整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江山。因此，北洋舰队的指挥官实际上就是提督丁汝昌。丁并非海军科班，但他是李鸿章淮军的老部下。而北洋舰队大部分军官来自福建水师学堂，其中二十四人系“海归派”，除邓世昌为粤人外，都为闽人，“人脉”不同，便摩擦不断。《清史稿·
丁汝昌传》中有一段说得很明白：“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尽管丁本人很努力，把家眷搬到岛上一住六年，但“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又值部议停购船械，数请不获，盖海军废弛久矣”。《清史稿·邓世昌传》中就说得更清楚了：“汝昌故不习海战，威令不行。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以舰船为家的舰长，却那么孤独又孤立，一句“咸嫉之”真是道尽北洋舰队必败的深层原因。还是梁启超的评论一言以蔽之：“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必无可以幸胜之理。”没有侥幸，胜负早已注定。据说，刘公岛最后一战，居然有人致书日军请求放还广丙舰，理由是“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连当时的西方媒体都忍不住惊叹：“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雨还是下个不停。提督署现已改称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庭院内很安静，北洋舰队沉没海底的部分铁甲残骸已打捞起来排放在院内一隅，粗大的炮口仍顽强地指向天空，仿佛向今人后辈诉说着什么……
涛声依旧，就像一个民族不屈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