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家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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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第一封 用毛笔写在宣纸上——邱隘盛垫·“一门五马”(中) (3)

自蔡元培倡教授治校制后,北大校长虽为全校最高领导,然而以下4种机关拥有很大权力,即管立法的评议会,管行政的行政会,管教务的教务会和教务处,以及管事务的总务处。其中评议会的权力最大。马裕藻是校评议会成员,因此有权力积极参加校务管理。他自然是鼎力协助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教育改革的,为此周作人曾经回忆说:“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平是马氏兄弟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旁听微笑而已。……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评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

周作人毕竟是他的老朋友,知道马裕藻性格中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别人可以开他的玩笑,他只管微笑谦恭,另一方面他又是极容易激怒的,会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周作人附逆之后就尝到了这位老朋友的脾气,他一次次上门,要拉他下水,马裕藻则让儿子对周作人说:我不认识你,给他吃了闭门羹。据说,在他任系主任时,家里有个年轻人要报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探问马裕藻:“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裕藻顿时大怒:“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

实际上,看20世纪初当时的文化人如何行事,只要看他们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就最清楚的了。马裕藻在五四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对爱国学生可以说是称得上一意孤行地支持,绝不妥协的。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当局命军警镇压,北大学生30余人遭逮捕。蔡元培于5月9日愤然辞职离京。第二天,马裕藻等4人就作为北大教师代表前往教育部请愿去了,表示如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一个多月之后的6月22日,马裕藻又作为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北大师生以及教育部的代表,和汤尔和、熊梦飞等人,赶到杭州,亲自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

面对强权与血腥统治,马裕藻数次和鲁迅先生一起,称得上是石骨铁硬宁波硬骨头。1925年初,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压迫学生,排除异己,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从而引发女师大风潮。为了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马裕藻与鲁迅等7人一起,签署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许广平后来始终保存这一宣言的铅印件,并在旁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胆识的确让人大佩服,和反动政府对着干时,一点也不含糊。你狠!你狠我比你更狠!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十天之后北大评议会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又过三天,鲁迅、马裕藻等人就发表了《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不承认章为教育总长。当女师大学生们被杨荫榆、章士钊率领“男女武将”强拉出校,非法解散时,马裕藻和鲁迅、许寿裳等人,“对此暴行,自难坐观,遂分别组织维持会,以尽国民天职”。一月后宣布,他们在西城宗帽胡同“觅定校舍,仍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称及向章,继续开学,以救官僚之失败,竟学子之全功”。马裕藻不仅义务授课,还被推为总务主任,与教务主任许寿裳共同管理校政,直到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维护正义,挺身而出,将其视为“国民天职”!马裕藻那怒目金刚的正义形象,何曾有半丝“好好先生”的软弱。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北大教授也呈分化趋势。一些教授如朱家骅、王世杰和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明等都离校到南京做官去了,另一些教师如许德衍、范文澜等仍然为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斗争,马裕藻虽游离于两派之间,但浓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使其在思想上倾向于进步一侧。

鲁迅对马裕藻的为人也十分了解,1929年6月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慨然写道:“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给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

马裕藻的确称得上是那种不二法门的人物。1933年,李大钊逝世6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其中马氏兄弟赫然在目。

一个人从历史的风口浪尖,到退出历史舞台,肯定有着许多特别复杂的原因。比如1934年的4月,北大校长蒋梦麟认为国文系守旧,已成为学校进步的障碍了,准备将该系系主任一职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那果然是马裕藻守旧了吗,还是别有他因。看得出来,有人的确对马裕藻恨之如骨,胡氏弟子傅斯年在1934年5月8日致蒋梦麟的信中说马裕藻是罪魁祸首,如今恶贯满盈,宜乘此除之,不必给他一年乾薪和名誉教授的待遇。对一个资深厚道的北大教授用如此恶毒的文字形容,一方面说明胡适这位弟子的狭隘,另一方面也说明马裕藻以往亦断非“好好先生”与“沙龙教授”,他是有其鲜明的政治立场的,局外人未必可知,但敌人与真正的朋友却能知晓他。

系主任马裕藻免职一事虽遭多人反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还是被实施了。那年马裕藻56岁了,有人评价说马裕藻辞去系主任职务,便带着“好好先生”的头衔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即便偶尔被提起,也往往是作为陪衬,历史几乎遗漏了这位老人在笑脸背后深藏的跃动姿态。然而在马裕藻而言,恰如鲁迅所言,他仍然是那个不改其衷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侠士。免职数月之后,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逮捕了爱国人士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马裕藻不顾个人安危,立刻与人联名上书,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人士,这种气慨,何其勇也,哪里是一个“好好先生”之所为。

1936年对马裕藻而言,是悲痛的一年。他失去了他的老师章太炎,又失去了他的挚友鲁迅。鲁迅逝世,各界敬悼的挽联甚多,马裕藻的挽联,真乃令人回味无穷。其联云:豫才尊兄千古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

敬挽上句,表彰鲁迅与章太炎的师承关系,太炎晚年,设馆讲学于苏州,自称“菿汉阁主”。下句颂扬鲁迅与李大钊的战友之谊。悼鲁迅而又追念章太炎和李大钊,一幅挽联,痛悼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三位伟人。

生命的晚钟终于敲响,马裕藻晚年的家国生涯,可说是与国难当头的时局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抗战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相继南下,而校地、房子和大批图书、仪器留在北京,同时留在北平的,还有四位因身心或家庭等因素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移的留平教授,他们正是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和马裕藻。

北大教授吴晓铃先生曾经回忆道:“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当此强寇入侵,书生想到的首先还是书。马裕藻的惟一嗜好是收藏古旧书籍。对住房的要求便就有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马裕藻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朱红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空闲时他就到琉璃厂书肆去选购。时间长了,书店老板们都摸熟了他搜罗的范围,遇到合他胃口的书就主动送去。而今强虏来侵,马裕藻不愿他心爱的书籍散落敌手,分装了几十个大木箱,存到孔德学校的书库里。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马裕藻隐姓埋名,住在北京一条小胡同里,足不出户在家读书,拒绝出山为日寇效劳。沈尹默在重庆曾赋诗形容马裕藻当时的处境。诗曰:“门外黄尘不可除,从来寂寞于云居。”短短两句诗反映了马裕藻宁愿过失业清贫的生活,不愿卖国求荣的凛然正气。只此一件,便可分出他与周作人的云泥之别。

他与周作人曾经有许多的一样,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在日本留学,都是章门弟子,都是北大教授,都在国文系教学,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国难当头,他们都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离开北平的老人。然而,此时此刻,只有一件事情,就把他们划到了此岸与彼岸。周作人不但附逆,还从命日本侵略者,数次来找马裕藻,以旧交之谊,欲请马裕藻出山任教。当此民族大义面前,马裕藻让幼子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作人还来纠缠,最后马裕藻让马泰对周作人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爱国气节可见一斑。周作人也算是唾面自干,从此再不曾来,两人一生友情,自此以马裕藻毅然斩断。

马裕藻是寂寞的,兄弟五人云集京城的阵容已不复存在,他怀念从前的一切,怀念北大红楼中的相识,他有一种类似宗教情节的爱国感情,他的学生张中行每次去看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听他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

然而说马裕藻只是寂寞也不尽然。在日本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下,马裕藻仍与钱玄同、夏康农等几位知已经常来往。夏康农家里有一台短波收音机,能听到抗战后方的广播。当平型关、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来时,他遣其子齐怀远邀马裕藻到他家秘密听广播。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

1945年初,67岁的马裕藻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忧郁病逝,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未能与当年就回到北京的他的兄弟们团圆。大学者马裕藻唯一能在此时报效祖国的就是留下遗嘱,让家人在抗战胜利之后,将他的珍贵藏书21000册,全部献给了北大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