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家国书
1530800000034

第34章 第三封 用鲜血浇灌在大地上——塘溪沙村·沙氏兄弟(中) (3)

在那段时间,沙文汉“一盏孤灯、一间陋室、一身病躯、一把蒲扇,春夏秋冬,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大量古籍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了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做了大量笔记,进行艰苦的精神劳动。正如他给陈修良的信中所说:“简直像发疯一样进行持续的‘苦斗’”。1959年上半年至1963年6月30日,历经四载,终于撰成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共八万字。半年后沙文汉便逝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被整整搁置了20年之后,终于在《浙江学刊》1983年刊出。

相比而言,四弟沙文威投入革命生涯的年纪更小。资格最老。沙文威(1910—1999)比三哥沙文汉只小了两岁,也是大哥一手调养出来的。11岁时,他在大哥沙孟海帮助下到宁波第四师范附小求学,13岁考入省立四中,受到学校中一批革命志士的影响,旋即参加了共青团。1925年任共青团宁波地委组织部负责人,1925年冬天,二哥沙文求回到宁波时,沙文威正在共青团宁波地委分管组织工作,兄弟俩促膝长谈,沙文威向哥哥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和看法,告诉他要改造社会非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可。沙文求表示他早就想参加共产党了。于是,由沙文威向党组织介绍,根据沙文求的表现,经中共宁波地委的批准,沙文求才于这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哥牺牲的那年,他正好18岁,已经是一个年轻而又资深的职业革命家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1949年后,为纪念二哥沙文求,他将沙文求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做为了自己的名字,遂改名史永。

少年时代的沙文威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声援工人罢工活动,后被当局通缉,退避上海,16岁便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1931年沙文威在宁波代课时被捕,转押至杭州省公安局看守所。大哥沙孟海闻讯,焦急万状,不寒而栗,因为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格杀勿论”。三年前他失去了最亲爱的二弟,再也不能够再失去四弟了。无奈只得请求于朱家骅。后由朱家骅、陈布雷名义致电浙江省主席“查明保释”,侥幸脱险。但沙文威并没有因此放弃革命。1934年10月,沙文威奉调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出生入死的情报生涯,经受了一次次生死考验,常常是大哥沙孟海使他化险为夷。

1937年,他竟然在大哥的帮助下,进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当时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蒋介石特令在军事委员会属下成立一个参事室,聘请各路诸侯中的军事将领出任参事,为最高统帅部出谋划策,蒋介石特命朱家骅出任参事室主任,负责组建参事室的工作班子。经过沙孟海的推荐,沙文威被朱家骅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1938年1月,沙文威走马上任,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直接收发管理文件。参事室偌大一个机关中,夜晚住在机关的只有沙文威与传达室工友两个人。夜阑人静,沙文威从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誊抄,源源不绝地送出。时任《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曾多次告诉沙文威:周恩来非常喜欢看你写来的情报……

解放战争期间,沙文威又策动了国民党B24飞行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等。从1949年2月起,史永任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南京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副局长。1958年3月,他调政协全国委员会担任秘书处处长。1961年2月起,史永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史永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3年6月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沙文威一生经历坎坷,但信念坚定,他曾说:“我觉得我们五兄弟是幸运的。我们生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没有站在时代的旁边。我们深信封建社会必然没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被推翻。”

在沙氏五兄弟中,五弟沙季同(1912-1942)的资料似乎最少,我知道1926年沙文求回乡搞农运时,沙季同刚刚14岁,在兄长的介绍下就参加了共青团,还担任了沙村农会干事。有一次他被恶霸土匪套在麻袋里,威胁要被沉江,他的母亲当着他的面对暴徒说:你们杀了我一个儿子,会有四个儿子来报仇。此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这次了解得更深一些,方知被装进麻袋的沙季同,还是被邻村童村的大科学家童第周先生的大哥童葵孙救下的。

长兄沙孟海惊闻此讯,连忙把他从乡下带出到上海,进入上海美专学画,后又把他介绍给著名画家徐悲鸿,从师门下。因画艺长进快,很受徐悲鸿赏识,创作了《义勇军》巨幅宣传画等一批作品。1938年末,经沙文威联系,沙季同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随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敌后,1939年在战斗前线入党。正当他以为“抗战的第二阶段一天天接进了”、“我们非常乐观”的时候,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了,他立即变成“国民党派进来的大特务”;因为他大哥沙孟海是国民党要员朱家骅的秘书、他四哥沙文威是“中统特务”,而且又是四哥介绍来的,真是百口莫辩。沙文度成了不“可以抢救的失足者”,有人主张抢毙他,最后把他从部队押回延安,交社会部关押。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获悉后,下令释放。经受残酷打击的沙季同突然听到解除审查后,不但没有大松一口气,反而突然昏厥倒地,醒来后住进医院,但从此精神恍惚,常常在延河边上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一天竟倒在延河的沙滩边,终以30岁英年之际早逝。

我还想在这里告诉人们一段与沙季同有关的感人肺腑的情感往事。沙季同在上海美专读书时,与同校钢琴系一位美丽的弹钢琴的姑娘王棣华恋爱,一人画画,一人弹琴,少年潇洒,少女可爱,这是多么浪漫班配的一对。不曾想王棣华的母亲嫌沙季同出生清寒,不同意他们的关系。沙季同去了延安之后,王棣华一直以未婚妻的身份苦苦等他,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曾是春闺梦里人”,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在北京街头偶遇沙文威,才确切知道了沙季同的噩讯。姑娘非常难过,1955年专程来到杭州探望陈修良,从此独自在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终生不嫁。

很久以来,一直使我感觉到特别不可思议的,恰是沙氏五兄弟的奇特关系。明明是长兄如父,带出了四个兄弟,四个兄弟却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和长兄不同的道路——和他分属不同的阵营之中。正是蒋介石的4·12政变让沙孟海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大弟,但这并没有妨碍因生计所需、他进入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他的其余几位兄弟也不曾因为他的这个身份而与他一刀两断。相反,他们相处的非常好,借此也方便做了许多地下的革命工作。

四兄弟与他们的长兄,在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上,未必就是程度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不同亦在他们的交流沟通中坦率地表现出来。沙文求在广州冒着生命危险革命之时,哥哥沙孟海多次写信给他,劝他回上海暂时隐蔽,他回信说:“你叫我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我想你不必这样说。对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你是很有损失的,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断。”“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人险,鼓其前进,姑无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总之,你是督促者,我是临阵者,事实应该如此。你切不要染溺爱之气,而表示中馁之状态了”。

从这封君子坦荡荡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们手足情深、另一方面,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亦没有影响革命。在家族亲情问题上,沙氏兄弟身上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学说烙印,没有那种二元的极端性,革命的四兄弟没有那种极左的缺乏人情味的做派,沙孟海始终就是他们最敬爱的大哥。我以为,把沙氏兄弟如此这般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力量。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是蕴藏着巨大的人情味和进步性力量的。

余生也晚,沙氏五兄弟中,未曾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但沙孟海的书法,还是与我建立了某种字缘。我曾经工作过的“中国茶叶博物馆”,这七个大字就是由他所提,现在还挂在茶博馆大门前。出版社因为喜欢他的字,把“茶”字专门选出,做了我的小说《茶人三部曲》的装祯设计元素。1991年,浙江电视台拍摄由我撰稿的专题片《龙井问茶》,这四个大字也是由沙孟海先生题款的。

我曾经在杭州西湖边建德路一家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它的隔壁便是龙游路。龙游路上有沙孟海先生在杭州的故居,名之为兰沙馆,美丽的西湖近在咫尺,清晨,饭后,黄昏,沙老就到湖边散步,看朝霞落日,看空濛湖山。

兰沙馆又叫若榴花屋。其实,最早的若榴花屋是沙孟海于1926年在上海戈登路(江宁路)715号租住的一所小房子,二弟沙文求、四弟沙文威与他同住。两位弟弟都已经是共产党人,他们经常在家里接待革命者,若榴花屋无形中成了宁波和江浙部分革命者居住、联络或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由于经常有年轻人进进出出,引起了马路对面英租界巡捕的注意。当时沙孟海在修能学社工作,为了掩护他们的行踪,特地把旧字画、线装书统统摆挂出来,使得看起来不像个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因为庭院中有榴树正开着花,沙孟海给居所起名为“若榴花屋”。

1952年6月,沙孟海已住在了西湖附近的龙游路寓所,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如烟往事,遂榜书“若榴花屋”额挂于新寓所,又篆刻“若榴花屋”印章一枚以志纪念,并作长款云:丙寅夏,与二弟文求、四弟文威、徐伟、陈逸僧(道希)赁居上海戈登路七百十五号凡四旬。中庭榴树数本,正作花,余颜之曰“若榴花屋”。弟辈五人,时已委身革命事业,此屋曾为英帝国主义者搜索,幸未罹祻。后二三年,文求、伟先后遭本国统治者杀害,逸僧旋亦病卒。今新国肇建,追唯曩迹,已隔二十五年矣!小屋围篱,榴花照眼,宛然如昨日事。用旧名榜西湖新寓,亦不忘在莒意也。一九五二年壬辰六月孟海记。

沙孟海将“若榴花屋”名称的由来,表示得很清楚:1952年的农历六月,迁居西湖边的新寓。看见围篱内榴花照眼,不禁回想起25年前(1926年丙寅夏),赁居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庭院中的榴树也正是作花时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同住的二弟沙文求、好友徐玮都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睹景生情,于是将戈登路居所的旧名用作西湖新寓的屋名。

读沙孟海的这段文字,突然让我想起了建德路的另一边陆军监狱,今天它已经是望湖宾馆的所在地了。1928年5月3日,陆军监狱一个叫“陆判官”的看守,拿着一串钥匙来叫4个共产党人提审。那4人中有一个青年高声问:“今天枪毙几个?”陆判官大吃一惊,钥匙掉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只把手上的纸递给他。此人潇潇洒洒从从容容从地上捡起钥匙,按照名单一一开锁,把另外三个难友接出牢房,走向刑场。这位年轻人,正是沙孟海提到的那位徐伟——1927年的浙江团省委书记。在陆军监狱里,他被称为徐玮。

徐玮,曾以那首著名的《灰色马》而在红色历史上留下自己鲜红的名字: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但愿此生有意义,哪管死得迟和早。

灰色马儿门前叫,我的使命已尽了,出门横跨马归去,蹄声响处人已遥。

徐玮深受俄罗斯文学和俄国革命影响,他的诗作《灰色马》正是读了布库林的同名小说后所写。他曾说:“中国革命将是很长期的,很艰巨的,将要有好几代人才能完成,所以需要一批批一辈子专门做各种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军,象俄国革命一样。必要时便独身一辈子。”

徐玮的遗书特别鲜明地反映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英雄气长,儿女情短,抱负远大,不及琐屑之事的气概。比如他给朋友这样写信,劈头论道:“操刀必割,来日无多,……相知一生,未免黯然。……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归消灭。……我的停止了工作的身体,本不值一提,……腐败的肉体,象痰吐一样,决不要为他化什么气力,用什么鸟钱……”

徐玮是陈修良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8月31日,正是在徐玮的指派下,沙文求和陈修良等人一行去了广东参加革命;而徐玮牺牲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28年8月,沙文求也牺牲在广州。

这些杰出青年的牺牲,给沙孟海的心灵带来的影响,是可以从他的这篇题款感受出来的。正是他的四位共产党人的弟弟们以生命投入的革命生涯,为他的“若榴花屋”,创建出了最宁静最美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