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鑑——从“燕京”到香港的教育之旅
与两位兄长相比，五先生马鑑似乎更像是为教育而生的教师。要说他的形象，我想来想去，也是两个字：先生。
细细想来，这辈子他除了读书和教书之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吗？没有。他一辈子都在学校里度过，传道解惑，直至寿终正寝。
在五先生马鑑身上，有着深为奇特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他的一生是别无选择的一生，除了教书，为教书而读书，他没有做过任何别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的一生是经历过重大选择的一生：在五兄弟中，他是选择工作和学习单位最多的一位，几乎每一个时代的转折关头，他都要相应地选择，而每一次他都选择得非常明智准确。
我们已经知晓，他生命中最初的缘起是和学校联系在一起的。1899年初，马衡、马鑑二兄弟同赴上海南洋公学应试，大堂点名给卷时，他们看到一位身材高大西装革履的洋人，帽子上却加了一粒蓝色的顶珠——似乎要以此装饰来表示他的中西合壁。这正是南洋公学的洋监院福开森。接着口试时，主持者正好还是这位福开森，也是这对师生有缘，福开森对马鑑的富有教养，善于表达，思维敏捷也流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对师生原本有缘在南洋公学正常完成传道与学习之本份的，谁知三年之后，一场突如奇来的学潮，中断了马鑑的学习生涯。
这场学潮，起缘却是一只小小的墨水瓶。话说南洋公学里有个中文教习郭镇瀛，因顽固保守品行恶劣，早和学生闹得势不两立。1902年11月5日，郭镇瀛走进教室，发现师座上放着一只空墨水瓶，触动多疑神经，以为此乃有人含沙射影，讥其腹中空空，尤如此瓶，顿时暴跳如雷。而课后一个品行极差的同学又向他诬告了别的同学，被这位郭教习以为抓住了许柄，恶人先告状，到了公学总办那里，结果那位被污陷的学生受到极不公正的处分。全班同学为之忿忿不平，正准备和校方交涉，谁知总办来了一张条子：“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
这样一个小小的墨水瓶，竟然发展到要开除一个班的全部同学，顿时引起了渲然大波。南洋公学全校同学再向总办抗议，不料总办这个酒糊涂竟悍然声称：五班已经开除，非诸生所得干预，远去者听便！
此言一出，激怒全校同学，二百多名学生当场决定，全体退学，以示抗议。校方这才发现大事不妙，急忙请了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先生出面调解，由他面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要求后再定去留。蔡元培先生去了盛府，全体学子检点行装，列队操场，又哪知这位盛老爷日高三丈睡卧不起，蔡元培只得在门厅等候。可同学们却等不及了，他们一边喊着“祖国万岁”，一边井然有序地离校，这一天为1902年11月16日。
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学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马鑑适逢其会，投身其中，虽然只是普通一员，但内心也同样洋溢着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在这逆来顺受的奴性社会里，在这屈从还是抗争的严峻选择中，他表现了正义、勇敢和良知。他虽然在这次学潮中没有出头担任学生领袖这样的角色，但少年时代的这次集体英勇的反抗与叛逆，必定给他的一生带来深刻影响，使他在以后许多次重大选择中呈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那种沉着冷静与果敢决断。
从南洋公学出走之后，马鑑经历了那个旧时代转型期的种种磨难，幸运的是正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他开始追随蔡元培先生，并一生实践了蔡元培的教育理想。纵观马氏诸兄在那个时代的种种作为，可知他们奉行的都是教育救国理想，马鑑从小认识的仁人志士，也大多都是教育家。因此，1907年，当他的二哥还在日本留学，而他的四哥则娶了富商之女在上海当起了寓公之时，他却已经携眷抵杭，任教于刚成立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他是马氏五兄弟之中从教最早的一位。那一年，他刚刚24岁。
浙江两级师范就是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学校，1906年刚从原先是秀才考举人的省城贡院改建而成。马鑑的同事中，有大名鼎鼎的沈钧儒、经亨颐、许寿裳、夏丏尊、张宗详、马叙伦、沈尹默等……两年之后，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也首先执教于此。
马鑑本性并非愤青，但命运就是让他摊上了历史关节，先是让他赶上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学潮，现在当了老师，又赶上了赶上了现代中国第一场师潮——那就是因了鲁迅的文章被命名的、轰动一时的“木瓜之役”。
1909年冬天，理学家夏震武出任了浙江两级师范的监督，他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率众向“至圣先师”行三跪九叩之礼，又要全体教员各按品级穿戴礼服到礼堂谒见。手谕一下，全体哗然，教员决定全体罢教，以示抗议，夏震武以失败告终，被撤销监督职务，因为大家背地里都叫夏震武“夏木瓜”，所以这场斗争又称“木瓜之役”。
马鑑初登教坛，就参与了这样一次新旧思想之争，虽然不曾出头露面，但他自始至终站在许寿裳、鲁迅一方。不久教务长许寿裳辞职离校，学期结束，马鑑也义无反顾地拂袖而去。
此后几年，国内局势极度动荡。武昌起义、浙江光复、民国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家国在新旧交替中痛苦变革，马鑑为养家糊口而在杭州、宁波、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说起来命运也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当初海曙公是带着两个儿子上叶家任其挑选的，如果选中的是他而不是马衡呢？总之，早年的马鑑完全没有比他仅仅大两岁的四哥马衡那么幸运，孩子多，经济困难，屋漏又遭连夜雨，1914年，夫人张氏久病不治，溘然去世，遗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好在第二年马鑑续弦，却娶到了一位千金难觅的贤内助郑心如。他个人的命运也在此一阶段后逐渐柳暗花明。
34岁的马鑑可没有想到，十多年前的洋人老师福开森还在记挂着他。原来这位洋先生在清帝逊位前，当过两江总督的外国顾问，清廷一倒，他就转往北京，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董事。这位洋教习倒也很是念旧，一直就惦记着昔日的得意门生马鑑，1916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刚刚开始筹办，他便一纸荐书，推举马鑑来京任教。此时马鑑的二哥马裕藻已经在北大国文系担任教授，七弟马准也已经在京师图书馆中研究，而他的四哥马衡再过一年亦将北上从教。马氏兄弟从遥远的江南来到北京，就要大团圆了。
真是再没有什么比兄弟济济一堂更让人幸福的了。多年的磨砺和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次飞翔地跳跃龙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门槛是非常之高的，这是个洋气冲天的高等学府。从接办到1921年期间，共聘请了一百五十一名高级人员，其中只有马鑑和另外两个中国人不曾留洋。学校考试之严更是令人胆寒，从开办到1930年，只有64名学生取得了毕业文凭，校方对教师的要求也可从中见之一斑。其办学宗旨明确指示：“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作领导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同时也给来自教会的医师和来自全国的中国医师以短期进修机会。”由于校方高度重视学生素质，于1917年聘请了十五名预科教员，马鑑在其中担任了中文讲席。
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文教师，马鑑为这所学校整整服务了八年，按照学校的惯例，他获得了校方罗氏基金会的资助。对马鑑而言，留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从事教育工作。他与那一代不少知识分子一样，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立下了以文化救国、以教育强国的远大理想。因此，这位七个孩子的父亲，42岁的“高龄”的留学生，出国进修时，却毅然决定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师范与文学硕士学位。马鑑的进修时间只有一年，1926年11月，马鑑带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和文学硕士学位文凭重返祖国，这一次，他没有回到为之服务八年的协和医学院，却选择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外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由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燕京大学”这个富有诗意的校名也是他取的，还特请蔡元培先生书写了新匾额。到这样一所大学去教书，马鑑很乐意。
新到燕大执教的马鑑，从外观上就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都说为人师表，可见先生的外表对同学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国大学里教习国文系的先生普遍由相貌严肃的老先生担任，他们往往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功底，对于古文诗词很熟，但缺乏新的学识和新教授法。一位当年燕大的学生回忆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中文是一位姓管的老先生教的，他穿长袍，一只袖子里塞着一条手巾，讲书的时候，常常拿出手巾来，擦鼻涕口沫，所以听说有一位在美国得了硕士的教授来教中文觉得很是新奇。那天钟声一响，我们都肃静地坐在课堂里，眼睛望着进门处。新教授走了进来，是个身材颇高、面貌端正白晰、约四十岁的人，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和皮鞋，胸前露着一条银表链。那个时期除了外国教授和留学生回国教学之外，燕大教职员和学生穿西服还少，中文教授讲师更是都穿长袍。新教授面带笑容，以轻快的步伐走到讲台前，态度谦虚，用清晰而稳定的声音，开始讲古文。他虽然是浙江人，但讲一口纯粹的国语。我已忘记是讲哪篇古文了，但还记得他讲得很有系统，将事情的背景，人物略传，地方情形，有条不紊地讲出来，引证各书中有关的段节，还告诉我们一些参考书籍。”
大家很快就认定，新来的国文系主任是忠厚长者风度，是对学生亲切循循善诱的老师。有个同学更具体地指出：“季明师为人温文忠厚，讲书及谈话时都是那么谦和，有彬彬君子之风；处事认真负责，对学生选课及学业上的种种问题，都悉心扶助，指导有方。我没有听过同学们对他有什么不满或怨言。看他坦然泰然地周旋于系数十位同事之中，情谊和洽，融曳一堂，就知道他具有深厚的休养，善于处人与处世。”
马家五先生的命运与二先生颇有些相似，马鑑来校不久，即被选为国文系主任。也和他的二哥一样，每逢学期开年，马鑑就为聘请与延请名师大家犯难。当初，燕大国文系的师资力量是非常单薄的，1922年周作人应燕大之聘来兼课时，系里只有两位教古典国文的老先生。周作人专讲现代国文，校方看他唱独脚戏不行，这才派了刚毕业的许地山帮忙助教。马鑑甫一上任，就到处留心着找名家来给学生们上课。和他的二哥马裕藻当年敬请鲁迅先生一样，马鑑也抓住机会请到了一次鲁迅。1929年5月，鲁迅由沪抵平，探望母亲。这是他南下三年第一次北上，马鑑特地以国文学会的名义，请他来燕大演讲，还乘机动员道：“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的教员，您可以来此教书了。”可惜马鑑这回没了二哥的好运气，鲁迅先生不可能常住北京了，他婉言谢绝，答以“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不过他答应了在燕大进行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正是很刺痛了某些人神经的《现今的新文学概观》。
与他的几位弟兄在精神上的向度有所不同，早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之时，马鑑就信仰了基督教，但他是为了寻求“如何救中国”的途径接近他心中的上帝的，这深沉执著的爱国思想，使他尤为信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在美国求学之时，马鑑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许多一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信奉者，他是本着“教育即生活”的杜威教育思想和“爱人如己”的基督教博爱精神来从事学生辅导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