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历史著作。《史记》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字子长，生活在西汉景帝、武帝时期。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担任着掌管天文、历法和历史文献的太史令。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他的家乡——今陕西省韩城县度过的。十岁时他跟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学过用古文字（大篆）写的先秦典籍，已能诵古文，还在儒学大师董仲舒门下学过用当时的文字（隶书）写的《公羊春秋》。
司马迁像二十岁那年，司马迁离开了家乡，到各地考察游历：曾到过会稽（今浙江绍兴），访问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萧何、曹参、樊哙的故乡；到过薜地（今山东滕县东南部），访问孟尝君的封地；到过邹鲁，访问过孔子的故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他沿途搜集的许多资料，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故事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他的父亲司马谈在京城做太史令，他也因此到了长安，做了郎中。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西南夷，派遣司马迁到今川南、贵、滇一带视察，这又一次的大游历，为他提供了了解西南地区风土人情，搜集遗闻旧事，考察山川地理的大好机会。
就在这次出使归来，司马迁见到了垂危的父亲。父亲在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家祖先在周代就当太史，我死了以后，你一定成为太史，身为太史，别忘了我所说的著作啊！”原来，司马谈过去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应该有人继承孔子，做一番著述事业。身为史官的司马谈，立志继孔子《春秋》之后修一部通史。现在，司马迁在父亲病榻前，泪如泉涌，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但父亲死后，司马迁没有能立即开始写作。主要忙于巡祭、封禅，跟从汉武帝先后到过泰山、长城内外诸多名山大川。到公元前108年，他做了太史令，得以充分利用朝廷收藏的图书和档案资料。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开始了著述《史记》的浩繁工作。这时他已步入中年了。
为了尽早完成这部史书，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写作，几乎断绝了一切往来应酬。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记》著述时，一场大祸从天而降，这就是“李陵事件”。李陵，是号称“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力大过人，善骑射。在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伐匈奴时，李陵自请独当一面，迎击匈奴。他长驱直入，不料遇上匈奴大军，他与部下虽奋勇战斗，但因寡不敌众，矢尽粮绝，援兵不到，终于战败被俘，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朝廷，那些平日交口赞誉李陵的朝臣一反常态，纷纷落井下石。
司马迁深感不平，他与李陵虽无深交，但对李陵的为人一向敬佩，因而仗义直言，陈述李陵平时为人和这次孤军奋战的功劳，认为不应该过分责备李陵。结果汉武帝勃然大怒，他觉得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贬低另一个同时出征的将军李广利。而李广利正是武帝极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因此，他把司马迁关进了监狱，并且判了死刑。此时，是司马迁正式开始写作《史记》的第六个年头。
按照汉朝法令，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种办法是用五十万钱赎罪。司马迁官小禄薄，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笔钱来。另一种办法是“减刑一等”，受宫刑。而宫刑在当时刑罚中是最残忍、最耻辱的一种。它不仅对人体是残酷的摧残，对人格也是极大的侮辱。面对这种现实，司马迁悲痛欲绝，想一死了之。
此时此刻，他想到了《史记》的创作。这样一死，谁又来完成《史记》呢？他又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便更不会忘记自己撰写《史记》的宏伟理想，他要以孔子作《春秋》为榜样，用自己的著述，辨善恶是非，以有益于天下。于是，他决计接受宫刑。司马迁受宫刑之后，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在极度痛苦中，又曾想到过自杀。但痛定思痛，撰写《史记》的崇高理想鼓舞着他，为完成尚未著成的《史记》，他决心顽强地活下来。
出狱后，他做了中书令，中书令就是为皇帝掌管文书、起草诏令的官。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卑微的职务，也仍是为了不离开他所需要的皇家图书馆里的图书资料，为了继续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就这样，他又忍辱发愤地度过了八年。到公元前91年，当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史记》书影时，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到正式写成此书，他一共花费了十八年的时间。如果从他年轻时的游历算起，《史记》一书是几乎用尽了他毕生的精力，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而完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以他杰出的才华和惊人的毅力，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考辨，融会贯通，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而把历史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一起，将永垂青史，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