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一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来。通常一般人研究井田制度之主要参考书有下列数种：
1.《孟子》；
2.《周官》①；
3.《春秋·公羊传》②；
4.《汉书·食货志》③。
孟子时，井田制度已不存在。由于《周官》为战国末年晚周之书，此时井田制度破坏已有二三百年。故《周官》亦不可靠。商鞅在秦变法，以中国东方之制度去西方实行变法，但此时东方早已变了。
所以，欲研究井田制度，上述四种古籍已不可靠，应找《孟子》以前之史料。
战国之时、孟子之时均已无井田制，故此时讲井田制已无凭据。胡适之先生谓并无井田制度，然而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其说。
讲井田制，宜根据钟鼎文讲，不过单靠钟鼎文，材料不够。
总之，井田制度乃跟随封建制度而来。
何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
“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沟封之。”意即由大司徒圈划一块土地，在土地之四周筑以水沟而成封土。
凡封国，即封其四疆（如封信、封门一般），将沟中挖出之土筑成围堤，堤上植树，使人不能越过，谓之“封”。
聚集土曰封，“封”者，界也。
又穿沟出土于岸，而皆为封，封即起土界也。
“国”，就是城圈之意，犹如西方之“城”（City），中国古代之城与西方相同。
中国古代之城散开而并不毗连。“国”与“国”之间为游牧之人所居，谓之“戎狄”。古代封建时期，农、牧之民兼有，直至战国时土地大加开发后，大部分人民才以农业为主。
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便是戎狄，其他则为耕织之民。华夏为防御游牧人入侵，故筑沟建墙以居。此耕织之民便是华夏。其实，华夏与游牧，均为中国人，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华夏是固定居住的农民而已。其不同只在文化生活方面。
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里先生①亦同意此见解。
西周时代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前就有。
西周亦无法将之除灭，便任其和平共存；这些小城邦亦无法与西周匹敌，便承认西周为共主，遂以天子之礼事奉之。
西周初期，这种错落散处的城邦从几十个扩展到一百几十个，各在其城圈之内耕种农作物，与城圈外之游牧部族本可相安无事，但游牧部族乘城郭诸邦有事时便来侵扰，使城圈内之诸夏怀有戒心，便趁封建势力扩大后，将游牧人驱逐至塞外或山上。
由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农业区是分散的，一块块的。分别为垦殖区，各不毗连相关，可称为小规模的农业分区开垦。
古代最大的侯国，其国土面积占100方里的已算是大国了。城与城（即所谓国与国）之间相距约50里。此100方里之地里面包括城郭、村邑、山林、池泽、耕地及弃地，并不能完全用来作耕地用。即使全部可垦殖作耕地的话，亦不过可划分成一万块井田面积，合计约900万亩土地面积①。根据《周礼》一书的记载，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已满布田地了。
二、井田制的变迁
按照《春秋·公羊传》所说，所谓“井田”，“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来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外，其他每家100亩，共九格。但偶然亦有少去一、二格或多出一格者。
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老子非历史学家，其实古代村与村之间相距甚远。
约言之，井田是在小城圈之内，在封建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一个侯国之内，有君、卿、大夫、士等多个等级，各可分得相当于其地位的应得土地，所以百里大侯，所分到的地也不算多，等于后代的一名业主，由各大小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佃户）耕种，但土地权则仍属封建主。
封建制度下之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佃农，是公平的，并无偏多偏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并无兼并，亦无贫富之分。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云：“初税亩。”此条说明首次向农民收取农田税，却也间接说明了不征收田税时的贵族必有别的生活来源，此实乃井田制度。因封建时代，贵族均靠农民而生活，便是依赖井田制度而获得公田之收益。
《春秋·公羊传》解释：“初税亩”即是“履亩而税”，便是有一亩地，收一亩税。
又《春秋·谷粱传》言：“古者什一，藉而不税。”藉是“借”的意思，亦有“助”的意思。
又说：“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即私田收成不佳，则错在官吏；公田收成不佳，则错在人民。这里所提及的“私田”和“公田”，即将一块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的方块，即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则为“私田”。
“初税亩”者，即取消“公田”，将田按亩而税，收取十分之一。
其实，“初税亩”以前的井田制度，即“私田”由封建主借给佃农，但佃农得替封建主种“公田”，平心而论，这种制度，比罗马的奴隶制度平等得多了。
在井田制度时代，由贵族，即当时之封建地主派农业指导员负责协助扶植农民，在管教上之态度不能称为主人与奴隶间之从属关系，故有说私田收成坏责备官吏（农业指导员）；公田收成坏则责备农民。当时之井田制，“私田”由每家佃农各自耕作，“公田”则由八家合耕之。
当初推行井田制度时，情况理想。《诗经》中也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的诗句。渐渐地，农民萌生了尼采之哲学思想，大家不再勤力耕“公田”了，因此把“公田”废去，一律变为“私田”，不再有“公”、“私”之分，均改为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综上而言，土地所有权观念之改变，乃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西方专门讲革命，注重订规则；但中国则永无革命，中国之进步并非由革命而来。
《孟子》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书中所提及的“贡”、“助”、“彻”，均为古代之三种征税方法。
《孟子》中引《诗经》云“雨我公田”，《孟子》中又提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时上距周代已有200年，《孟子》书中提出上述三种税收方法，认为“助”法最佳，“贡”法最劣。“贡”法是取数年来收成平均数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坏每年不同，收成好时有盈余，但荒年连肥料费都不足，故“贡”法不好。“助”法是随年岁好坏而收税，对农民有利。“彻”法是永远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过每年要调查田亩。后来“贡”、“彻”二法并用。每100亩征收七担，收成好并不多收，坏则可报荒，所以租税制度很合理。
有“公田”、“私田”制度时，即有“还田”与“授田”，所有权属于贵族，废除此制前，当时分田公平，这是为要均劳逸，为要使“公田”有适当的照顾，但自废除此制后，农民便可多耕殖土地，便是要“尽地力之教”。
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即百里平方）。当时封的大国面积为100方里，除去三分之一土地的山泽邑居，其他则可辟为600万亩田，完全耕作，谓之“尽地力”。预算农家有六万户，此处所论及之“尽地力”，是尚在格子线以内，仍在以100方里为中心的单位中。
后来商鞅在秦孝公时废井田。《史记》载曰：“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此项记载，至南宋朱子作《开阡陌辨》从此800年来遂成定论，一定至今。
“开”者，设置之意，或原来是墙而新开设一门之意。有人说商鞅废“井田制”而开发“阡陌制”，朱子以为不然。原意是，井田制是有阡陌，阡陌即是大田岸，后来没有阡陌了，即冲破了格子线而已。
百亩之田之格子线谓之封疆，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志。封疆内之地便是井田，一井与另一井之间是隔了相当距离。井田的格子线一被冲破，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亦随即被冲破了。
井田制度之所以要划成一方方的格子，乃是因为外防敌人，内以方便平均分配。
《战国策》中蔡泽有言：“决裂阡陌，以静民生之业而一其俗。”“民生之业”即是指农民之耕作。按照朱子的解释，有阡陌时即是当时有井田制度。农民所耕种之田地仍得归还封建主。但废除阡陌后，农民不论种多少田地，只缴赋税，土地已变成私有，民生便安定了。由此可证明井田制度是有的，历来以朱子的解释最为适当。
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所记的“初税亩”，以及《史记》所记载的“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都证明了中国古代有井田制度。
三、商鞅为何废除井田制？
商鞅所以要废除井田制，原因之一是当时有田畯查田，得悉农民多耕少报，挖少田岸①。因此商鞅遂把阡陌（即大田岸）破坏，井田制度亦因之而废除了。且当时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制度变为郡县制度，因此很自然地可以把大田岸大围墙加以铲除，遂化成大整块之农田。
此外，尚有促成废除井田之其他原因，如有些地区土地狭小而人口密集。《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此时孔子出生）就有记载道：“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说明了郑国地狭人稠，因此将井田格子线破毁，由子产加以整顿，使“田无封洫，庐井不伍”。
又一原因，是由于当时已发明铁器耕田。《孟子》中记载了“许子以铁耕”之事实。因有铁器耕田，农民便有能力垦殖较大面积之土地，便不必再受格子线之束缚。又如春秋晚期已有牛耕，《国策》记载“秦以牛田，水通粮”；孔子弟子中有名司马耕字牛者，亦为一旁证。进入战国时期，牛耕更盛。
又一原因是战国时代水利工程专家辈出，如魏文侯时有西门豹；魏惠王时有白圭；魏襄王时有史起；秦孝文王时有李冰；秦始皇时有郑国。灌溉工程兴建完成，灌溉比以前方便，因而可照顾到更广阔的耕地面积了。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税收制度改变而使井田制不能持续。井田制是一种公田制。一块大约一方里的土地，划成井字形般900亩田，中间的100亩为“公田”，由八家共耕；其余800亩“私田”配给八户人耕种，公田的收成归封建主，私田则归农户自享。
初期的农民性情纯朴，勤劳地为地主耕作“公田”，对自己的“私田”反而看为次要。但这些井田之所有权全属于贵族封君。即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由于八户是助耕公田，才可享受私田的收获。正如近代有人为富豪看守坟墓而获耕食墓田，实是一种雇佣性质。
当时之封建地主特别设置农稷之官，用来教导协助农民如何辨别土壤，如何选择种子，并经常巡视田野，督导农耕。由于农民智慧低，故须勤恳教督，加以扶助，如叛离主人，则易受城圈外之夷狄之侵扰，使全家不能安居乐业。因此贵族与农民可以相安无事，平安度日。
直到“履亩而税”开始，税收改为视田亩之实际收成所得而抽取固定之比率。此即《孟子》书中所说之“彻”法。井田制度遂完全被破坏。
井田制度是一种随封建制度而产生的政治制度中之一环，并非社会经济形态，是中国周代有统一的封建制度后而产生的，绝非郭沫若所说的原始共产社会，然而由于周代常搬迁，故可称之谓“农业社会武装的殖民开垦”。
四、“辕田”制度——农民交换耕田
春秋时，曾实行了下列一些赋税制度。
《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开始实行田赋之制。此时已较“初税亩”时迟了91年。
当时的赋税之种类大致上有下列几种：
1.田租：农民种“私田”，向地主缴纳田租。
2.田税：农民种“公田”，而向政府缴纳田税。
3.田赋：自实行“初税亩”91年后开始。
当时尚有一种赋，是农民纳税之外，遇战争时便向农民征用运输车辆及牛，并担任力役。但农民并非正式军人，只是军中之附随，亦无正式编入军队中之权利与资格。战争时期，农工商贾照常经营，不受影响。
《国语》中记载：“先王制土，藉（助也）田以力，而底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夫以力，而议其老幼。”此处所言之“赋”是征收草物，“任”即“任力役”。
晋国时曾开“爰田”制，因晋国在黄河之北，地大人稀，是谓“宽乡”。一人可耕200亩，亦可轮番耕种。
《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说此时晋设“爰田”。“爰田”即“辕田”，辕者，易也，有更调之意。“辕田”即为了农民所获利益均等而有交换耕地之举。
秦孝公时亦曾作“辕田”。《汉书》有记载，大意是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制是割、划的意思）。故商鞅自魏去秦而破弃井田，而作辕田，农民甚喜。
《周礼》将田分为三种等级：
1.上田（上品）不更易，一年一垦。
2.中田（中品）一年交换，三年一垦。
3.下田（下品）交替轮耕，三年一垦。
何休云：“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
另一种说法是：“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
“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①，令民各有常制。”
又有一种说法是：“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此是轮耕制。
晋国在黄河以北，地大人稀，乃是“宽乡”，故开爰田制。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可见此时期之土地制度以100亩为单位。
以上是人口少土地广的“宽乡”，行的是交替轮耕的“爰田”制。但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载，子产管辖的地区地狭人稠，施行的则是“狭乡”制度了。
五、井田制与西方庄园不同
西方的“Manor”（庄园）乃西方贵族的领地①。中国人称出现“庄园”为在唐朝以后。此种西方的“庄园”是大块的、开放的、无界的，即无阡陌的。在此大面积的田中，有很多农民耕种，相当于中国古代井田制之“公田”，但无“私田”。一个“庄园”，等于一个社会单位，用简陋方法耕种，到18世纪时，西方此一公田制度取消了，遂用新法耕种。
西方用庄园的耕地方法约实行了1000年，却与中国的井田制度刚好相反。井田制有格子线，但西洋中古时期的“Manor”，是大块的耕地，由农民合作公耕，农民附属于土地，是谓“农奴”。土地主即贵族，耕作粗简。到地主阶级取消，有了自耕农，于是将土地分割给各家自耕，土地转让给农民自己。但中国的井田制是把土地划成井字形，农民并不附属于土地；土地所有权虽是贵族的，但农民并非农奴，所以中西两种制度大相径庭。苏俄今日有集体农场，因其距沙皇封建时代不远，故仍有大规模庄园制，此乃与中国大不相同。
中国井田制有格子线，后来此格子线被破坏；但西洋时期之庄园并无界线；自18世纪西洋封建庄园制破坏后，土地有了分割（划分），此亦是与中国井田制截然不同之处。
西方的庄园，土地是农民无份的，分不到的，是谓封建农奴制度。原始共产社会是土地公有，大家没得分的。今日的共产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土地权属政府所有。
原始社会是大家有份的；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均是大家无份，属于一人的。但中国贵族较西洋的好，因为是讲人情。如中国将来有资本主义，可能亦比西洋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