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在当代的“出土”始终有点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
苏青走红就那么几年，可这从走红到没落间，却夹杂着一个活在沦陷区的女性与男权社会的纠缠关系，颇令人回味。
1943年由于日伪的进攻，上海沦陷。苏青作为一个生活在沦陷区的女人，便自然有了两个身份，一个是沦陷区的平民，一个是40年代的离婚或者说是准备离婚的女人（她是1944年才离婚的，但分居较早）。
于是，在她书写沦陷区平民生活的“平实的记录”里，也夹进了女性独特的体悟，而这种在以往男性话语高压下不能吐露的女性感受，在这个独特的历史缝隙里则得到了有力的抒发。原有的性别秩序被一场战火打乱了，而日伪政权又只着重于主流意识形态防范，苏青们这才获得了机会。书写女性体验，苏青靠的是本能。苏青是不是女性主义者？未必，苏青写作，有点时势而逼的意味，那犀利的文字背后，包含着一种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我们似乎看见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妇女，抱着孩子，凄凄然无奈地喊：我是没办法呀，日子总还要过啊！
苏青的《结婚十年》为什么能够再版36次，往浅了说是她女作家私生活这个独特的选题激发了大众的兴趣，往深了说则恰恰是因为她对女人生存状况的真实陈述，暗合了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平民的生存状况。
女人在男权社会里是“第二性”，这些平民在沦陷区不也是处于屈从的地位么？他们不也相当于沦陷区的“第二性”么？同样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有着同样的危机感，同样的忐忑不安的心。这两种身份的暗合，或者说平民身份是女性身份的保护伞，使得苏青（以及张爱玲等一批女作家）得以浮现并大红大紫。
庐隐们没来得及写的、女性冲破封建家庭“胜利以后”的故事，苏青续写了，她写婚姻的矛盾——这婚姻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两个不同性别的矛盾。
在《结婚十年》里，苏怀青要投稿，丈夫许同贤坚决不同意，因为女人自立了，男人就有危机感。可是这个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女性已经觉醒了，不可能再回到最初的懵懂状态，所以他们最后感情破裂，离了婚。这点上，苏青作为新女性，是被迫走出家门到社会做事，可是社会上更是危险重重，她又陷入了新的陷阱之中。这样一写，女性的困境就出来了。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苏青的这种书写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糊口，为了活下去，一个婚姻出现问题的女人，以自己那么点私生活经历来谋生，这种务实的做法，本身就包含着乱世中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的辛酸。
所以，苏青的出现和走红是在男权历史文化出现漏洞的这么一个特殊时期，用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她。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人”，“全社会都到苏青那里去取暖”，可见苏的饮食男女的文字很能打动当时的都市平民。
苏青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她们明显的不加掩饰的女性经验，她的《结婚十年》细细展示了女性在男性中心的家庭里逆来顺受最终归于反抗的心路历程，是一部精确的心理记录，记录着女性自己的经验，这恰恰是新文学男作家们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所忽略的部分。
1945年抗战结束，司马文森写了一本《文化汉奸罪恶史》，文化汉奸名录里，苏青首当其冲。苏青之所以被人诟病为文化汉奸，就是因为她在沦陷区和那些“问题人物”有密切的往来。她和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等汪派的重头人物都有不浅的“交情”。尤其是陈公博，可以说对她有“知遇之恩”，她写文章，她办报纸，陈公博都鼎立支援。当时上海物资紧缺，实行配给制，苏青办《天地》纸源不足，陈公博特批给她一卡车白报纸，她高兴地坐在卡车上报纸堆上顾盼神飞，招摇过市。她办《天地》钱不够，陈公博给她“贺礼”，周佛海的妻子（她作品的忠实读者）也给她“贺礼”。
对这样一批鼎力支持自己事业的人，苏青这个政治敏感性不强而且想快速成功的女人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她甚至在《古今的印象》这篇散文里肉麻地夸了一下陈公博的长相（她后来也有点后悔）。可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政治立场的错误，为后来的厄运埋下了祸根。
抗战结束后，苏青在《续结婚十年》的序言《关于我》等文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这些辩解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她这么做是——为了活下去。可是沦陷区那么多作家，为什么别人不“失节”也活了下去，偏偏你“失了节”？所以，如果说要辩解，也只能说她作为一个女人，在沦陷区做事情，比男人更艰难些。偏偏她又是个要强的女人。她想做好，她能做好，她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性支配的媒体——天地出版社。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苏青还有是非观念的，在散文《谈做官》她也对政府的公务制度表示不满，《在上海事件纪念》里她也批判帝国主义，但都是从一个小市民的角度来批判的。所以苏青远够不上是汉奸的那个“高度”，顶多只是个政治是非观念淡薄的女人。当然，我们现在隔了那么远地距离看，觉得骂她汉奸，于理有之，于情不忍。但在当时的那种历史语境下，她的这种行为犯了众怒，被痛骂也属正常，这里面有很深的民族情绪（当然也不乏某些无聊文人嫉妒苏青走红）。
张爱玲说过，有的人买《结婚十年》就是为了看看里面有没有大段大段的性描写，结果他们失望了。这和前几年大家对卫慧的好奇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有的人买《上海宝贝》就是要看看里面有没有性描写，女作家的性生活，名校女作家的性生活，似乎对大众中的一部分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如果卫慧不是大学女生，恐怕她的性生活没那么吸引人。但苏青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她是把性生活当作婚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写的，它服从于整体，并没有格外放大。
正因为苏青在沦陷区太红了，在性别秩序打乱的环境里她如鱼得水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苏青的形象完全和男权社会想象中的女性不同。她的成就足以让男人觉得赶不上，觉得有危机感。
子一辈男性曾经联合女性反对封建父权，父权推翻了，女性走入家庭，又到了夫权的威慑之下。从一扇门出来，走入另一扇门，女人依旧是“第二性”。
男权社会里男人们都有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可他们心中的女性大都是异化的。新女性的美好未来，往往只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左翼艺术家的部分作品往往反对父权制，都同情现代女性，不是将她们看作玩物或者说是性对象，而是看作有理解能力的智慧的伴侣，这乍一听很好，男女似乎是平等了。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它其实是在把现代女性的定义窄化了，他们用革命理性取代或置换个人情感与职业独立，有点偷天换日的意思，民族主义使“女人”不断缩小。而右翼力捧的作品，或者说国民党那边承认的作品，也同样在把女性纳入到光荣的救亡话语中，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左翼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比如陈铨的《野玫瑰》中，艳华（一个女特务）也是为了刺杀一个汉奸牺牲自己的色相，牺牲自己的情感，并且这种牺牲很显然是大受鼓励的。
在那个时代，女性大致有四种：传统型、幻想型、事业型、进步型。受到肯定的一般只有传统型和进步型。那么苏青呢，是想做传统型没做成，做了事业型，还做得轰轰烈烈，抢尽风头。她和男权心目中的女性相去甚远，苏青的这种形象往往是被认为是“妖姬”式的，是对男权文化有很大的威胁性的。这注定了苏青之后不被接受的结局。
所以说，“新女性”从一开始出现，就处于被男性全面监视的状态之下，在这种监视下女性的话语很难自由表达，女性自身则被异化。但是正是在这短暂的上海沦陷的夹缝里，这种监视戏剧化地消失了，使得苏青的女性话语得以合法化，但是当这种监视重新恢复的时候，苏青的境况就不容乐观了。
1945年抗战胜利，男权中心主义便开始以“民族主义的外表”来讨伐苏青，这种讨伐更深层面上是从五四以来的男性对于“新女性”这一群体的复杂情感上，男人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所规划的新女性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恰恰是与现实中新女性的形象相去甚远。正是因为这种深层次的恐惧和男权中心主义思想作祟，抗战胜利后重庆方面和重新从日本人手里接受上海的时候，原来国统区的一些人便对以苏青为代表的这些以身事伪风光无限的“女”作家特别不能容忍。于是苏青毫无悬念地“落水”了。苏青的没落是上海男权文化的复位带来的必然结果。
棒打落水狗，苏青反抗了一阵，便噤声了。可苏青和她的写作，到底在女人的历史簿上，留下了一道鲜明的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