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徽因的流亡岁月，不禁骇然，转而又肃然起敬。
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太太的客厅，到四川李庄某个破旧的小院子，抗战八年里，林徽因走过的路，是中国千万老一辈知识分子走过的路。他们颠沛流离，却坚忍乐观。战火连天，他们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
在这充满荆棘与炮火的征途上，林徽因始终病着，看她这时期的照片，可以明显感觉到她容貌的巨大变化：由清丽转清癯，但她眼睛里仍然有光。
林徽因那优雅的气质，在跳脱出雍容的客厅之后，一头扎进烦乱艰辛的流亡生活中，风吹雨打，百转千回……可它并没有被埋没，反倒因为周围的晦暗，而衬出了一线闪光。这闪光，仿佛一颗珍珠埋藏粗黄的沙砾中，经大浪淘洗，终显出自己真实的模样。
北平时代，太太的客厅里的林徽因，可贵的是一种优雅的情调，这情调，是从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淬炼出的花朵，艳而不俗；而流亡中的林徽因，最可贵的，则是她代表了千千万万坚忍的中国女性，她们于孤陋的一角，默默承受着伤痛、贫穷、恐惧和孤独，日日遥望黑暗天幕中的北斗，祈盼，等待一线曙光。
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种平凡人生命或可涌现的英雄主义，在流亡中的林徽因身上倒映了出来。
经历了这么多，林徽因从一个犀利雍容的少妇，转身迈入圆融宽厚的中老年。生命太短，未竟的事业却那么长，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八年抗战，无形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伴随着这种改变，战争，也以它几乎无可抗拒的残酷姿态，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对事业的看法。经历过失去的他们，较现在的人们，更懂得什么叫，热爱。
北平─长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城内交通断绝数日，8月5日，平津铁路才恢复通车，被困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准备离开北平。
此时的林徽因，肺部已经产生了空洞，纠缠她一生的病痛，随着战火的点燃，也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向这个柔弱的女子发起最猛烈的攻击。林徽因柔弱的身体，如履薄冰，一个小小的感冒，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此时的梁思成，脊椎软组织开始硬化，他只能每天在衬衣里穿着一副量身定做的铁架子，以支撑脊椎。
1937年的夏天，对于林徽因一家来说，无疑是个最坏的旅行季节，未卜的前途，仿佛一条乌黑的甬道，钻进去，终点在哪，无从知晓，一路艰辛程度，却可想而知。在这个时节举家迁徙，步履蹒跚几乎必然，可有什么办法呢，战火烧到了生活的边沿，走出去，心中总归还有个生的信念。
轻装上阵。病体沉重，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得不舍弃北平家中那些精致的岁月积累，除了生活必需的钱和工作必须论文、古建筑研究数据，字画古董服装摆设只能统统放弃。战争打碎了林徽因原本完整的家庭体系，仿佛打碎了一件美丽的玻璃樽，一地碎片中，林徽因只能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块。
1937年8月，林徽因出发了。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坐船到烟台，再转车至潍坊、青岛，之后乘火车至济南，再到郑州，最后抵达大后方长沙。这一路上，林徽因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20次，堪称她人生中最密集的辗转，身体劳累至极点，但她依旧保持乐观。
在这逃往途中短暂的居留地长沙，人们的心情是烦闷的，可林徽因的家中，却时常传出嘹亮的歌声，他们以歌声赶走心头的阴云，用希望点燃对美好的明天的期许。林徽因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团聚人的力量，她用她的优雅和坚定，影响周围的人，她仿佛神话中懂得人心灵密语的女神，总能够在人们最困惑的时候，给予他们心灵的安慰。
1937年10月，长沙阴雨绵绵。梁思成的弟弟辗转来到长沙，他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准备迁往昆明。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是民间组织，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也准备随研究院一起去昆明。
天气渐渐转凉，林徽因的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战时路途格外崎岖，昆明说近也远，到底要不要去？林梁二人犹豫了。可战争的残酷不由得他们犹豫，日军轰炸了长沙，林徽因的临时住所，被炸成一片废墟，长沙非久留之地。林徽因一家不得不再次出发。
长沙─昆明
1937年12月初，林徽因一家离开长沙，奔赴昆明。在这途中，经沈从文写信再三邀请（沈从文此时在武昌），梁思成夫妇决定在路过沅陵时停两天，去沈从文的老家看看。美丽的湘西景致，恐怕是林徽因流亡路上看到的唯一亮色。友情的安慰，片刻驻足观望，劫后余生，这炮火中瞬间而过的宁静淡雅，仿佛沙漠中镶嵌的明珠似的绿洲，解渴亦解烦。
可短暂的良辰美景，到底不能解除林徽因的苦痛。精神上的舒缓，转眼间就被肉体的折磨所冲淡，走到湘黔边境的小地方晃县时，林徽因病倒了，感冒多日，并发了肺炎，高烧不止。穷乡僻壤，没有医院，买不到抗生素，就连住宿的地方，都被逃往的难民挤得满坑满谷。几经周折，他们才找到住地，并服用了中药。
这一次大病，对于林徽因来说，无疑是生命的重创，它仿佛是个临界点，彻底宣布了林徽因病况的不可复原，疾病用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消磨去林徽因原本已经为数不多的元气，林徽因未来的人生，一直受到这次大病后遗症的困扰。
病来山倒，病去抽丝，林徽因躺在帆布的行军床上，气若游丝，可她依旧不愿意耽误行程，执意离开这个不祥之地。1938年1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一家抵达了昆明。
昆明─李庄
在昆明的岁月，仿佛是林徽因李庄时代的前篇，生活真正开始考验起了林徽因。刚到昆明，梁思成就病倒了，脊椎病的发作，使他背部肌肉痉挛，难以入睡。在医生的建议下，梁思成切除了扁桃体，可扁桃体的切除，又引发了牙周炎，梁思成疼得水都不能喝，医生只好拔掉了他所有的牙齿，半年之内，梁思成只能半躺在帆布椅上，生活重担完全担负在了林徽因身上。
此时的林徽因，就像是打落凡间的七仙女，环境困窘，仙术无从施展，深入农家，入乡随俗，什么粗活累活都要干，从上流社会走向底层，林徽因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娇气二字在她身上一点看不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坚忍的担当，以及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怎能不令人动容？为了赚钱，林徽因便去给云南大学的学生补习英语，每周6节课，每月挣40块课时费，每次上课她都必须翻过4个山坡。昆明海拔高，稀薄的空气对林徽因的肺，是个巨大考验，可她依旧坚持往来。
月底拿到钱，她第一个要买的，便是外出考察古建筑用的皮尺，价值23块，占了工资的一半。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小时候得到5块钱稿费时第一时间便跑去买了支口红，这两者之间，相似之处，是她们对于所买之物，都有一种真的热爱；相异之处，是张爱玲是对生活之爱，有点负气的，林徽因是对事业之爱，她是把事业当生命。
为了生活，他们还帮人设计私人住宅，可往往拿不到应得的报酬；他们也曾颇不情愿地去出席权贵们的宴会，可宴会当场，林徽因必做声明：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两人都不能烟，始终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清绝。
朋友们陆续来到昆明。林徽因的生命中，始终不缺朋友，在这个朋友圈子里，她永远是最受瞩目的圆心，这其中，她和金岳霖的友谊令人叫绝。金之于林，蓝颜知己有之，护花使者有之；林之于金，是美的化身，是人间唯一的精灵；他对于她，有瞻望女神般的崇拜，进而生出了守护之爱，但又绝不会去跨越雷池，这种恰到好处的友情，实属难得，有这般友情，是林徽因的幸运。
林徽因在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喜欢听老金和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是同一类人。”的确，战火与厮杀的边缘上，同一类人簇在一处，这多少能给林徽因一些心灵上的温暖，大家手牵手，肩并肩，那种“在一起”的凝聚力，支撑着每个人的神经。
家庭生活的温暖，同样给林徽因带来安慰，她曾写道：“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军事发明。”
温和的丈夫、幽默的朋友、可爱的孩子，林徽因仿佛在大后方重新找到了女人应该有的完整的生命，昆明稀薄的空气里，林徽因暂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和煦阳光。
还有他们心爱的建筑事业。在昆明的日子里，世界建筑的权威期刊《笔尖》发表了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论文。这无疑成了梁思成继续努力向前的巨大动力。1939年秋，梁思成和同事们用了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大半个四川，而后方的家庭，则全靠林徽因支持着。可谁知道，新的迁徙，又将到来。
李庄─重庆
生命的可怖，在于它往往能够以一种无可想象的方式，一直坏下去。1940年年底，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乘车离开昆明去往李庄。如果说身体的病痛，林徽因还可以用药物来勉强对抗，那么精神的贫乏，她又将如何忍受？离开昆明，抵达这个到重庆都要走三天水路的李庄，林徽因失去的，不仅仅是与城市生活的一切物质联系，还有那些相濡以沫的朋友，此时的林徽因，走向的更像是一个只能独自面对的没有硝烟的战场，那无边的说不出的孤寂，真能让人发疯。在踏上李庄土地的一刻，她哪里知道，她将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五年。
林徽因又病倒了，四川阴冷潮湿的冬天，让她的肺病越发严重，高烧的阴影再一次笼罩在林徽因身上，没有商店，没有医院，在仅有的几间农舍平房里，林徽因苦熬着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心急如焚的梁思成学会了给病妻打针，肌肉注射、静脉注射，一点一滴，他期盼着林徽因的康复，一盼几个月，林徽因终于退了烧。
在给沈从文的信里，林徽因写道：“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她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难得的是，这句子里，竟没有哀音，有的只是一个女子冷静的诘问。
然而灾难还没有完。1941年春天，林徽因的飞行员弟弟林恒，在保卫成都的一次空战中牺牲，由于林徽因的病情和精神状况，梁思成三年之后才告诉林徽因。在李庄的岁月里，林徽因和母亲的关系，也曾遭遇考验，可林徽因又必须去理解妈妈，毕竟在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都要接受寂寞的冲击。
可这灾难的泥塘里，到底还有坚持，在与世隔绝的李庄，林徽因彻底远离了文学界，五年的时间里，她也只写了几首诗（目前看到的三首是《一天》《忧郁》和《十一月的小乡村》），封闭的生活，让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建筑研究中来，就是在那个偏僻的、地图上都无法发现的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着手写作《中国建筑史》，他们为自己能不动摇地干着自己的工作而自豪。
除了视之如生命的工作，李庄的生活里，当然也有短暂的欢愉。老金的探望，英国友人李约瑟博士的到访，都曾给他们孤寂的生活，带来过一些别样的色彩。他们依旧会在下午四五点钟聊天，喝着粗茶，但精神上的交流，让他们很欣慰，他们到底是同一类人，他们还在一起，变化的只是空间和时间，不变的朴素的友谊，在战火的洗礼下，更加真纯可贵。
林徽因还会给孩子们读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和《贝多芬传》，用英雄主义的精神养料，补养孩子们，同时也激励自己，努力和病魔抗争。
战争仿佛永远不会完，可战争到底结束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美国友人费慰梅来李庄看望了她，不久，她便在梁思成的陪同下，离开李庄，去了重庆。她终于熬了过来，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林徽因，坐在船头，望着那忧郁的小村落，风吹过来，吹散了那忧郁，浆打在水中，哗啦哗啦，打碎了几年的乡愁与寂寞，划上了曲折的归路，那长长的日影，借着人与浆，映在水面上，缓缓向前，仿佛这村庄最后的依恋。
对于这样一个原本平凡的小村落，日后的林徽因会是以怎样的心情想起？抱怨，诅咒，还是有点淡淡的哀伤，抑或是苦后微微的甜？一路流亡，一路受伤，抵达李庄，生活给了林徽因一个赤裸裸的真相，这真相面目狰狞张牙舞爪，仿佛滔天巨浪，险些要把林徽因的生命之舟葬送，可即便如此，在经历了这许多风雨后，林徽因依旧热爱生活，这种热爱，因为有了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而格外深沉，看透了人间苦乐，林徽因彻底坚强起来。
重庆─昆明─北平
离开李庄，抵达重庆，回李庄的航道短时期竟中断了，上天仿佛不再想让林徽因回到那个枯寂的村落。1946年，在友人的安排下，林徽因飞往昆明养病，是年7月，林徽因一家乘飞机回到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