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后，就积极地对外扩张，在控制了朝鲜后又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东北和“台湾”。但是，日本的行动引起了俄国强烈的不满与抵制。俄国是怎样一个国家？它有几千公里的边境线和中国接壤。几百年来，俄国一直利用地理的便利对中国进行侵略与渗透。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俄国又借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行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夺取了中国许多领土。现在，日本要向东北拓展势力，自然就和俄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俄日两国先是在库页岛，再是在中国东北相继进行了争夺。为了确保自己在远东获取的利益，俄国在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俄国的欧洲部分直插远东地区。这引起了日本的极大不满，日本朝野上下都认为西伯利亚铁路是对“我国利益最激烈之冲击”，必须趁铁路尚未修通之前就在中国东北先发制人。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战后不仅控制了朝鲜，割占了台湾，还企图占有俄国窥伺多年的辽东半岛。对此，俄国作出了最强硬的反应：联合德国、法国的军舰在黄海和日本海游弋，远东的俄国军队也集结海参崴，随时准备进行军事行动。考虑到日本的实力还无法与三国抗衡，日本被迫在获得3000万两白银的赎金后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
三国还辽事件使清政府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感到可以依靠俄国来对抗咄咄逼人的日本，从而形成了一股倾向于俄国的政治力量。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签订了中俄两国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根据这一条约兴建的中东路，使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得到很大的增强。为此，李鸿章甚至被北京的外交界公认是“俄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与此同时，三国还辽事件也使日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自己能够打败中国，但如果与西方列强相比力量还是太弱。于是，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尽可能用不刺激西方列强的方式进一步保全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维新运动开始后，日本朝野对此表示赞许与同情，希望维新人士能够在变法成功后掌握大权，从而增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并有效地对抗俄国势力。所以在变法期间，日本驻华使节和维新人士的关系很密切。伊藤博文到中国进行访问，也带有和维新人士加强联系的目的。9月20日，伊藤博文在觐见光绪皇帝时首先赞扬说：皇上变法自强，力图振作，中国富强是指日可待了，我对此非常钦佩。光绪皇帝呢，也表示希望伊藤博文能总结明治维新的经验，“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中国什么事情应该兴办，什么事情应该革除，都写下来交给他作参考。对此，伊藤博文一一答应。
和日本政府一样，英国政府对俄国在中国影响的增强也感到深深的担忧，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希望中国通过变法，行立宪，开国会，建内阁，走上西方各国的道路，所以他们被英美看成是和自己价值观相同的，因而也是可以利用的一股新兴力量。它们希望通过维新运动能够在清政府中形成亲英美的政治势力，从而有效地遏制俄国对中国的影响。于是在维新期间，英国人主办的《万国公报》接连发表赞扬维新运动的文章，英国人翻译的变法著作被呈送给光绪皇帝阅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不但加入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还不断为维新人士和光绪皇帝出谋划策。他向光绪皇帝呈献了一份改革计划书，其中要求光绪聘用两名外国顾问，成立由8名部长组成的内阁，其中4名聘用外国官员。伊藤博文将要访华时，他又提议：“既然伊藤博文成功地把日本变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政府请他做外国顾问。”英国的代表，英国驻华公使更是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变法，并且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频繁，因而当时就有人评论说：“维新党得到英国公使很大的鼓励”。
英日等国的态度，得到了维新人士的热烈回应。“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呈递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臣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借助英美日的力量来推动变法革新，是维新人士的强烈共识。所以，康有为曾向光绪皇帝推荐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光绪皇帝也对此表示了同意。由于维新变法本来就是仿效明治维新，以日为师，所以维新人士对日本更是有着特别的好感，在他们的心目中，日本既是自己仿效的榜样，又是自己进行变革的支持者。因此，他们不止一次向光绪皇帝提出联合日本的主张，谭嗣同甚至淞，j秘密去日本进行寻求进一步支持的活动。
在政变发生后，俄国首先表示满意。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给俄国外交部的报告中高兴的指出：“慈禧太后不再对光绪皇帝的轻率嗜好袖手旁观，由于性格软弱与缺乏经验，他已落人利欲熏心的冒险家之手，”并赞扬慈禧太后“迅速而坚决地结束了康有为及其同伙主宰一切的局面，这些人正在将中国引向必然毁灭”。与俄国的态度截然相反，英美和日本对政变表示强烈反对。英国政界认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日本舆论更是充满了对光绪皇帝和维新人士的同情，甚至要求政府不承认慈禧太后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英美和日本的在华人士开始全力救助维新人士，这就出现了前面讲述过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脱险的那一幕幕惊险场景。
长期以来，人们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列强绝对不希望中国富裕起来，因为一旦中国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富裕起来，就会使它们受到威胁。这样的结论当然有着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一个贫弱国家的崛起，都会分割列强原先拥有的部分利益。但是，人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落后的中国，也并不是列强们所期望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中国虽然很好欺负，很好控制，但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获得市场，获得切实的利益。而一个小农经济的中国就不会成为近代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也就是没有西方各国近代商品到中国大规模销售的可能，因而并不符合列强们的根本利益。事实上，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在中国销售的状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英国商人曾运了大批钢琴到中国，运钢琴干吗？因为钢琴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中很普遍，他们喜欢音乐啊，出了很多大音乐家啊——莫扎特、贝多芬等等，所以他们算了一下，如果每100个家庭需要一架钢琴——这个比例在欧洲已经是很低很低的了，对于有着几千万个家庭的国家，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同样，如果几亿中国人能够接受英国纺织厂出产的布匹，那又将是多么巨大的数字。但是，他们没有意料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贫穷的中国民众对西方的商品根本不感兴趣，就是感兴趣也买不起，所以跨越大洋，万里迢迢运来的钢琴、布匹只能堆在仓库里变旧而不能卖掉。这就使得西方列强认识到：一个封闭的、贫穷落后的中国是容易欺负，但并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更开放，能够逐渐融人国际大市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富裕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形成有着巨大需求量的市场，他们才可以在中国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列强们还希望中国能接受他们的基本价值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维新运动一开始就得到列强们从言论上以及行动上的支持。
在讨论完了英日等国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态度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命运后，让我们再回到谭嗣同的行动上来。政变当天，在梁启超进入日本公使馆寻求保护后，谭嗣同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浏阳会馆莽苍苍斋。他认真地整理了自己多年来所写的诗歌、文章、信件，把觉得应该保存下来的装在一个小竹箱中，装了满满的一箱；他还把亲朋好友们的来信都烧了，以免信中的一些内容使亲友们受到牵连。不过，他特地留下了几封父亲谭继洵的来信没有烧毁。
为什么谭嗣同唯独要留下父亲的这几封来信呢？原来虽然谭嗣同是维新中最激进的人士，但他父亲谭继洵的思想却是很保守的，在维新变法时期，凡是有人要他参与新政，他总是表示自己“不欲为天下先”，意思是自己只想墨守成规，不愿意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维新官员杨深秀曾在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还指责谭继洵“守旧迂拘”，意思是谭继洵思想陈旧、做事墨守成规，应当把他撤职。如果没有谭嗣同这样一个儿子，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继洵是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但现在是肯定要受到谭嗣同的牵连了。所以，谭嗣同特意留下父亲在维新时期给他的一些信件，在这些信中谭继洵劝告儿子要恪守祖宗古训，不要太激进。谭嗣同想，如果自己被捕了，搜索的人发现了这些信件，并把它们交给慈禧太后，应该可以使父亲受到的牵连轻一些。
有历史书说，谭嗣同在浏阳会馆等待逮捕时，曾经模仿谭继洵的笔迹写了几封父亲来信，信中训斥谭嗣同不忠不孝，声言要脱离父子关系。其实，虽然谭嗣同想替父亲开脱，但假造来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笔迹、墨迹等几个方面来看这都很难做到——父子的笔迹差别很大，而且如果信上的墨迹太新，也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第二天一早，谭嗣同带着一个小竹箱子来到日本使馆，和昨天进入这里避难的梁启超见面。他这次来，一是要劝梁启超赶快离开中国，到日本避难，等待时机，再在中国继续进行变法事业；二是有一些存放在小竹箱子里的私人物品，主要是信件和诗文书稿，要请梁启超帮他设法保存。而梁启超呢，则竭力劝谭嗣同跟他一起离开。但谭嗣同却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意思是说：现在如果没有人离开，那么将来就没有人来继续我们的变法事业；如果没有人牺牲，那么就没有办法报答光绪皇上。因为光绪对谭嗣同他们有知遇之恩，所以谭嗣同称他为“圣主”。现在康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所以谭嗣同称他“南海”——是生是死还不知道，所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隆盛的事情，就由我们两个人分担吧？
那么，谭嗣同在这里提到的程婴、杵臼和月照、西乡隆盛4人，究竟是谁，在他们身上又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原来，在春秋战国晋景公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以1-0多年前晋景公被刺杀是由忠臣赵盾主谋的罪名，诛灭了赵氏家族，唯有赵朔的妻子因为是晋景公的姑姑，躲在宫中避祸而免难。当时，赵朔的妻子已经怀孕，如果生下男孩，则赵氏家族就有了传人，而且将来可以为家族复仇。因此，保全和灭绝赵氏的两方，都密切关注着这个尚未出生的遗腹子，这时，赵朔的好朋友公孙杵臼碰到赵朔的门客程婴，问程婴为什么没有为好朋友殉难。程婴说：“赵朔的妻子已经有孕，假如有幸生了男孩，那么我将要抚养他；如果是女孩，那么我还是会为好朋友殉难的。”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心意是相通的，于是为了救援赵氏后代而结成了生死之交。不久，赵朔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屠岸贾听说后，就带人到处搜寻。程婴和公孙杵臼就又一起商定保护赵氏孤儿的办法。公孙杵臼问程婴：“是养育孤儿难，还是死难？”程婴回答：“当然是死容易，养育孤儿难。”公孙杵臼就说：“那就你做难的事情，我做容易的事情吧。”意思是那就你负责养育孤儿，我则去死吧。俩人商议出了一个计划后，程婴的儿子正好也是和赵氏孤儿差不多大的婴儿，公孙杵臼便抱着他躲进山中。程婴呢，在隐藏好真正的赵氏孤儿后，故意向屠岸贾告发了公孙杵臼的藏身之地，并亲自带人去抓程婴和程婴带走的婴儿——其实正是他自己的儿子。公孙杵臼见了程婴，故意大骂他既不能为朋友出力，还要出卖朋友的遗孤，是个卑鄙的无耻小人。骂完，他便和程婴的儿子一起被杀。由于，杵臼和程婴的儿子被杀，真的赵氏孤儿得以保全。之后，程婴背着卖友的恶名，忍辱偷生，含辛茹苦抚养赵氏孤儿1-5年，并终于和赵氏孤儿一起除掉了屠岸贾，复仇成功。这时，程婴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为了却对公孙杵臼早死的歉疚之情，他毅然自杀。程婴和公孙杵臼的事迹，后世广为传颂，京剧《赵氏孤儿》就是按照这一故事编成的。
月照、西乡又是什么故事呢？月照是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一个和尚，西乡隆盛是他的好友。当时幕府专横，天皇无权。月照和西乡为推翻幕府，到处进行活动。在幕府的追捕下，他们被迫一起投水自杀。结果月照死了，西乡隆盛则遇救活了下来。最后他终于完成了推翻德川幕府、恢复天皇权力、实行明治维新的历史使命。
那么，谭嗣同为什么要向梁启超提到程婴等4人呢？是因为谭嗣同想要和梁启超作个分工：他准备慷慨赴死，就像公孙杵臼和月照那样，以此报答光绪和激励后来者；而梁启超则应该立即离开北京这危险之地，继续今后的变法事业，就像程婴和西乡隆盛那样。
在梁启超劝说谭嗣同和他一起出走的时候，使馆中的日本人士也都请谭嗣同到日本避难，但谭嗣同从容回答：“世界各国凡是成功的变法都曾流过血，现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所以变法没有成功，国家也没有昌盛。现在要有了，就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吧！”（梁启超《谭嗣同传》）梁启超深深了解这位好友的性格，知道劝也无用，于是俩人紧紧拥抱了一下，就此告别。
告别了梁启超，谭嗣同还去看望了林旭并向光绪推荐自己的前辈徐致靖。他先来到林旭住所，林旭问他：“你走不走？”谭嗣同回答：“我不走。”林旭说：“我也不走。”其实，林旭本来也是可以逃脱追捕的。政变发生的消息传来后，一位在外国驻华使馆担任翻译的好朋友曾劝林旭暂时到使馆中避难，但林旭谢绝了。谭嗣同和林旭的这段对话，似乎是一起到菜市口的约定。随后谭嗣同又到徐致靖家。徐致靖留他吃饭饮酒。吃饭中间谭嗣同说：“维新变法失败了，梁（启超）先生会由日本使馆掩护他到天津，由海道赴日本避难，但贼党追捕康（有为）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致靖就问他：“你自己准备作何打算？”谭嗣同用筷子在自己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都要流血，中国就从我谭某开始。”后来，侥幸活下来的徐致靖经常对别人说：“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若，慷慨激昂，真是豪杰之士。”
据说谭嗣同当天处理完事务回到住所后，大刀王五还来和他一起商议，谋划派人在深夜潜入瀛台救光绪皇帝出险，护送他南下。但后因戒备太严而作罢。王五也曾恳求谭嗣同说：“君行五从，保无他；君死五收君骨，君请自择。”——如果由我大刀王五掩护你走，那我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不走，被杀了，那我来为你收尸骨。请你作个选择。谭嗣同很干脆地回答：“死耳，何为行？”——死罢了，干吗走？说完，谭嗣同解下自己随身佩带多年的“凤矩”宝剑，递给王五说：“你我多年，以此物作个纪念吧！”（肖汝霖：《浏阳烈士传·谭嗣同传》）王五见谭嗣同执意不走，只能含泪离去。
梁启超走了，王五离开了，谭嗣同就留在浏阳会馆住所莽苍苍斋，等待着抓捕自己的人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