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在罢免礼部六堂官之后，慈禧太后深为不满。当光绪帝照例到颐和园向她问安时，她面责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轻弃；现在任用新人，疏远故旧，祖宗之法还要不要了？”对此，光绪帝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如果祖宗今天活着，也会变法的；儿宁可坏祖宗之法，也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
光绪敢把话说到这份儿上，看来是铁了心了。
就在罢礼部堂官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5日，光绪帝未经西太后允许便不停顿地降谕宣告：任命署汉军都统裕禄、仓场侍郎李端棻署礼部尚书；内阁学士寿耆、原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署礼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原通政司通政使萨廉署礼部右侍郎。
光绪帝在继裁撤闲散机构、冗员和罢黜礼部六顽臣之后，又及时地改组礼部，换上了基本有利于变法维新的官员，这便有力地打击或震慑了抵制变法的反对派势力，为扭转新政的危机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果然，光绪帝在改组礼部的当天（9月5日），又经分别召见降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至此，一个“辅新政”的最高参谋班子，也在光绪帝的身边建立起来了。
光绪帝为这个“辅佐维新”的最高参谋班子所选用的四个人，时人称之“戊戌四卿”，当然也各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经历与不同的社会联系，但他们却有其明显的共性。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初“受学其兄”，19岁应童子试为诸县之“冠”。后在张之洞督学四川时“奇其才”，受“奖拔”，又继续在其门下受业。此后多年，随张之洞“任奏牍文字，佐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侍读），从此，便任官于京城。但由于张之洞“爱其谨严”，所以直至其到京任职之后，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是，当《马关条约》签订后，杨锐“益慷慨谈时务”，并与康有为“过从极密”。从而，当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为深入宣传与组织变法维新，筹划建立强学会之际，他“起而和之，甚力”。后在强学会被顽固派封禁，维新人士将遭镇压，气氛愈形紧张的时候，杨锐又“奋然率诸人以抗争之”。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末，康有为再来北京，遂抗议德占胶州加紧推动变法时，杨锐仍然“日与谋”。并且，他还利用自己身为清廷官员的便利条件，又在给事中高燮曾面前“极称”康有为。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先生，君（杨锐）之力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康有为在北京准备开保国会期间，他又率先署名加入该会为会员。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家境“奇贫”。其人在家读书刻苦，学之有成。光绪九年（1883年）考中进士，被授任刑部候补主事。为官后，刘光第仍“闭户读书”，是一个能诗赋善书法、注重“实学”的“博学”者。他为人较为“廉洁”，不媚权势，除与其本省人杨锐相近而外不善交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刘光第亦鉴于“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产生了“虚怀图治”的思想要求。后在康有为开保国会时，他也“翩然来为会员”。其人亦为文人官员，“性端重”，公开表露无多。
林旭（1875一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在四卿当中数其年轻。林旭也可谓才华横溢，本省乡试第一名。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北京应试时，正值《马关条约》签订。为了反对屈辱条约挽救国家危机，林旭亦“发愤上书，请拒和议”。当他被任为内阁候补中书之后，继续投身于救亡运动之中。康有为、梁启超创立强学会鼓动变法图强时，林旭也“奔走其间”。此后，便频繁接近康有为、梁启超议论“国事”，对康之“所论政教宗旨，大心折”，遂拜其为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他在北京首先倡立闽学会，与其他各省在京人士相继成立的学会紧相呼应，推动变法图强运动的发展。在开保国会时，林旭又是“会中倡始董事”。恰是在此期间，到天津任直隶总督的荣禄，欲聘请林旭入其幕府。为此，林旭特地请教康有为“问可就否”？康有为说，“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消遏其阴·谋，亦大善事也。”于是，林旭便应聘入荣禄幕府，直到被光绪帝召见任用时止。
谭嗣同在光绪帝宣布推行变法新政以来，他在地方从事维新活动颇为积极。当光绪帝一再指令引进召见黄遵宪、谭嗣同时，由于张之洞对谭怀有偏见，加上顽固势力的干扰，故未及时北上。后来黄遵宪受命出使日本（实际因病未能成行）；谭嗣同怀着对“国事大有可为”的热望，应召入觐。遂被授予四品卿衔，委以辅佐新政。
在四卿当中，杨锐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个人关系颇为密切，早年即从张之洞门下就学，后又在其幕中多年。当然，张对杨锐的思想不无影响。或许与此有关，他在被光绪帝委任之后，一方面，当其获悉家兄死去的“凶耗”时，鉴于任事紧急不忍回归；另方面，他又对谭嗣同等人存有某种异见，感到“积久恐渐不相能”。表明杨锐与谭嗣同等，起码在有关变法等问题上存有分歧。刘光第，书生气十足，亦或还有其他缘故，后来对变法的形势产生疑虑。他既感于“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又抱着“于政事，无新旧畛域”之分的折衷态度。并且，刘光第还时而思欲“归田”，幻想躲避新旧势力的“互争”。可见，杨锐、刘光第二人，在辅理新政期间其思想并不稳定。并且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的光绪帝似乎还难以深入觉察。不过，刘光第在紧要关头，还确曾表现了一定的献身精神。谭嗣同、林旭，对于变法新政事业却是始终坚定不移的。尤其谭嗣同，经过尖锐斗争的锤炼，终成为一个激进的维新志士。后来，在康有为的心目中重谭、林而轻刘、杨，是不无其源的。但这四个人，在甲午中日战后国势阽危的情况下，又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救亡思想；并在康有为与梁启超宣传、组织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亦均有某种积极的作为。除谭嗣同最为突出之外，杨锐、林旭的表现也较为明显。就此而言，他们都可称为“通达时务”，又与维新运动有缘。显然，这是符合光绪帝的任人原则的。再者，谭嗣同一直活跃在变法维新的第一线。他在地方虽曾遭到一些守旧人物和权势者的忌视，可是却没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成为举朝上下所有对立势力攻击的焦点。其余三人，在光绪帝正式推行变法新政以来，均再没有突出的维新活动了。这些情形，亦或成为光绪帝任用他们辅佐新政的原因之一。
说到任用四卿的主要缘由，还是因为，杨锐、刘光第二人，是由在地方贯彻变法诏令最为得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出面推荐的；谭嗣同是光绪帝熟知的维新官员徐致靖所保；林旭乃康有为的弟子，故而“信之”。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康有为说，光绪帝曾于事后在命林旭传给他的一份“密谕”中作了具体地说明：“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康有为）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致靖）及李荪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垣。杨（锐）、刘（光第）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深秀）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由此可见，光绪帝是把杨、刘、林、谭四人，均视为维新派方面的人而予以信任和提拔重用的。
由于光绪帝把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均作为自己可信的人，而选入其身边参预新政。所以他在颁谕宣布任命之后，又向他们分别授予朱笔谕，命其“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陈”；并又强调指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其用意，显然是让四卿放手经理变法新政，而且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因此梁启超说，此后“所有新政奏折，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这是对四卿的地位和作用的具体概括。另外，原来“皇上欲大用康（有为）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致使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虽近在咫尺，但却犹如隔着万重山，彼此难以相通。而今，在光绪帝身边终于有了一个辅佐自己的班子，便于贯彻个人的意图了。因此正如康有为所说，自此以后“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白，皆藉谭、林通之”。w从而，自翁同稣被革职后，在光绪帝和维新派之间，又重新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这又为光绪帝的变法继续沿着维新派的指向推进，提供了新的保证。可见，到此光绪帝采取这一前所欲为而不敢为之的重大举措，就等于宣告他要冲破重重阻力“欲行大改革”了。并又从中表明，经过复杂、剧烈的反击顽固势力斗争的锤炼，到这时，光绪帝不仅增强了革新的勇气和毅力；而且也丰富了斗争策略。这些可贵的进步，又集中地体现于他在政治上亦走向成熟。
如上所说，在这期间，光绪帝是把反击顽固守旧势力、排除变法障碍和聚结力量推进改革结合进行的。就在他改组礼部及组建“辅佐”新政班子之后，紧接着于9月7日降谕宣布，对寄于总理衙门的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和昏庸腐败的宗室官僚敬信，“均著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把他们一并赶出清廷中枢。
李鸿章的误国行径，早已为光绪帝所痛恨。他寄于总理衙门之后，不仅继续迎合西太后推行屈辱外交，而且对维新派亦“深恶而痛疾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其参预接见康有为时，便公开反对康提出的“变法律、官制”的主张。不过李鸿章鉴于自己的狼狈处境，后来也主要是采取在暗中密告或唆使他人作打手的伎俩，来与康有为和维新派作对。所以对维新派和变法事业来说，李是藏在清廷枢府中的一大暗钉子。身为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的敬信，是个张口“满洲旧事”和久沉于“歌曲”、“茶棚”中的庸腐官僚。显然，光绪帝的此举，实际是作为铲除变法障碍的组成部分，又踢开了两块绊脚石。无疑，这也同样是打在反对派势力身上的两大闷棍。同时，对来自守旧势力方面的反扑，他也采取了更加坚定的态度予以无情地回击。也就是在此期间，有些守旧官僚打着筹集军饷的幌子，反复奏请继续实行“捐官”的弊政。对此，光绪帝毫无所动，愤怒地指出，“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体否？勿多言！”坚决地给予驳回。再有，湖南的劣绅（举人）曾廉竟又罗织“罪名”，上疏诬告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宣传的民权、自由说是“大逆不道”，恶狠狠地“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见其奏折后，便当机立断，命谭嗣同对曾廉的奏折“按条驳斥”。在新、旧斗争又出现反复的时刻，光绪帝一面回击守旧势力的挑战；一面保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事实充分说明，这时的光绪帝，在变法革新的征途上，的确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