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0日，红星二场党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抓紧进行落实政策工作。
一 对“四清”（点上社教）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人员进行复查，落实政策
对曾受组织处理提出申诉的案件，复查40人（干部10人，职工30人），平反18人，重新结论的22人，其中恢复调整工作的9人，恢复党籍的2人。对在1966年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制造的2起冤案，予以平反，当事人恢复工作。还有一起当时认为带有破坏征税性质的案件，这次经查实，当事人不应受刑事处分，予以平反，恢复职工待遇。
二 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红星二场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对于广大干部、职工、家属进行残酷迫害，在清队、“一打三反”中被揪斗、关押，计处理320人（其中干部128人，职工187人，家属5人），占当时干部、职工总数2437人的13.13%，同时还无辜株连了大批亲属、子女和有工作关系的人，严重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了极为严重后果。
1971～1976年，虽然红星二场对一些人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复查工作断断续续，不痛不痒，复查结论中多数留有“尾巴”，名不符实。
1978年5月，场党委把复查和信访结合起来，把落实政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组织专门班子积极而有步骤地对320人逐个重新复查。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提高了认识，促进了思想解放，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彻底查处一切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场大会上被揪斗（开批斗大会两次，分别是1968年7月10日和11月10日）的61人，公开予以平反。
1979年2月24日，农场党委对1968年因搞逼供在二连（现一连）制造的“二连现行反革命集团”，涉及全场6个连队27人的假案，给予彻底平反决定。对1969年属于派性整党、以人划线被错误处理的31名党员，党委决定予以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供、跳井自杀的两人，给予平反昭雪，并予重新安葬。各个连队曾受批斗的102人，党委通知各连队自行进行处理，都得平反、恢复名誉。
三 落实所谓“四类”分子政策
全场有所谓“四类”分子58人，1978年以前陆续摘帽37人；根据中共中央[1978]5号文件精神，经农场党委批准，在春播动员大会上，宣布摘掉另21名所谓“四类”分子帽子。
四 摘掉所谓右派分子帽子
农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78]11、15号文件的精神，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全场32人（其中在外地戴帽的28人，在红星二场戴帽的6人，内中有两人重戴）全部摘掉其所谓右派分子帽子。根据[1979]55号文件精神，重新回到干部队伍的26人，经和原单位函商，调回原籍安排工作的16人。
五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979年，红星二场党委根据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和自治区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精神，经农场党委讨论进一步做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全场共有各类科技人员91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11人，“靠边”两人，受批斗冲击14人；1958年戴右派分子帽子18人；1966年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戴坏分子帽子两人，判刑1人，共计48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52.7%。红星二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复查，对其中39人予以平反。
这些落实政策被平反的知识分子，对党万分感激，决心在新长征中做出新贡献。例如红星二场子女学校教师钱增真，1958年在华东政法学院念书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分配到红星二场，1965年“四清”运动中因右派问题加上偶尔和一个贫下中农打架，定为“阶级报复”，又给加上一顶“坏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又以“三类”人员监督劳动，1967年开始患风湿关节炎后发展到颈、胸、腰、椎均以变形，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经农场允许，1973年回沪治病，当时工资未给，后来口粮也停发，给他精神带来痛苦。在落实他的问题时，农场进行全面复查。首先平反他的“坏分子”问题，补发了工资和口粮，并报销了医药费用，后来原校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问题，从而解除他长期的沉重的思想包袱，他欣喜万分，不顾疾病痛苦主动由上海回到二场要求参加工作。他说：“我虽然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但党中央政策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我要振作起来，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按照人尽其才的原则，根据农场实际情况对全场科技人员所学非所用的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农场录用科技人员33人，其中需要调整的16人，有些人所学的专业在全场范围内无法对口，向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反映，进行调整。
红星二场自落实政策以来，根据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不少从技术人员中提升为领导干部。又从下放干部、工人和新生人员中启用有专长的科技人员20人。1978年后，从科技人员中发展党员3名。在劳改释放解教人员中，为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有4名大学生安排适当工作。唐丙均系四川华西大学学生，毕业后曾担任过12年中学教师，被错划右派后，一直在农场劳动，表现很好，安排他到学校当教师，他激动地说：“党委既往不咎，让我重返教学岗位，发挥一技之长，这是党对我最大的关怀。”
1987年，在落实政策的同时，给冤、假、错案人员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出人员被扣发工资的128人，均已补发了工资，总金额50057.7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