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转向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88年6月，是苏联改革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但是改革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如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加速”发展战略，说共产党的使命是“领导全民争取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运动”。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他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僵化停滞状态以及相应的教条主义理论，提出“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纲领。在1988年6月以后苏联的改革方向发生了转变，在其“加速”发展战略碰壁后，就转向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宣称：“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己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并提出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化”三项倡议，对内揭露“黑暗面”，贬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损害共产党形象，对外则向西方靠拢，并效仿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转移权力中心，实行总统制；也正是在所谓的“三项倡议”的鼓动下，1989年12月24日，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会通过决议，认为过去（1940年）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入苏联版图是非法的，现在三国独立是合法的。随后，苏联国内其他地区民族危机如即将喷发的火山。在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又公开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抛弃科学社会主义而改宗民主社会主义，正式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还通过支持东欧国家党内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推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召开圆桌会议，拱手让出政权。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把那些不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办事的领导人搞下台，以此去推动和影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党改旗易帜成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以致最终酿成了东欧剧变和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4．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目的，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斯大林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提出来的。这里涉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军工与民用，即“导弹”与“面包”、“大炮”与“黄油”的关系问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长期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威胁之下，为了国家安全用相当一部分力量去搞军工、军事科研是无可厚非的。苏联曾经给予各国革命以实际的支援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后来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霸全球，搞国民经济准军事化，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造成军费负担过重，农、轻、重比例长期失调，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改变，人民生活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邓小平说得好：苏联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它背负的军费包袱太沉重。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个包袱迫使它不得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苏联用于军费和国防工业的支出到底有多少，连苏联领导人都说不清楚。因为，第一，苏联在这方面的支出常常隐蔽在其他项目支出中，完全没有透明度可言；第二，军队和国防工业的经费随时短缺，随时可以挪用；第三，凡是军民两用的费用一律打在民用费用里。总之，苏联发展的是高度军事化的畸形经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进入与美国军备竞赛的高峰期。仅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72年的十年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就增加了7倍，形成与美国大体相等的核武库。此后，苏联继续发展核武器，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而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一贯对美国保持着优势地位。怪不得1998年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有过一个巨大的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70％，”（俄新社1998年4月13日俄文播发）这是什么概念？苏联人均国民收入最高时达到6000美元，但是其中有70％是吃不得、穿不得的核武器和导弹。1990年戈尔巴乔夫说，苏联的军事支出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翻译也说：“实际数字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0％，或者还要高。”西方按美国标准推算，苏联仅仅为了制造导弹，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000亿美元，大约5000家军工厂为制造导弹而服务。苏联学者阿尔巴托夫说，80年代苏联经济仅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但用于国防工业的费用却高达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12％一13％（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40％—50％（美国为25％一27％）。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说，苏联直接或者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不少于国家预算的50％。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同，苏美两国的军事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截然不同。苏联实行的是部门封闭式严格保密研发制，军工与民用毫无缘分。这是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决定的，难以改变。而美国实行的则是高科技军工产品公开招标制，只有最终成果严格保密，企业研发过程的中间成果可以随时推向市场。以计算机技术为例，苏联并不落后于美国多少，但是它的计算机一味向超大型快速运转提升，连同中间成果在内，整个研制过程严格保密。而美国企业则有权随时推出中间成果。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没能成功，却带动了80～90年代的信息产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技术一直遥遥领先。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个人电脑（PC机）就已经成了大众普及品，而苏联的名牌大学直到90年代初，连个人电脑为何物尚不了解。
5．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有正确的决策
苏联某些时期经济建设搞得不尽人意，首要原因常常不在于有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问题往往出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由于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便不顾国情制定赶超战略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些指标，便自上而下地层层搞强迫命令。下层只好以浮夸风、弄虚作假来对付。其结果是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带来灾难。
俄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占主导、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以后，列宁在其晚年著作《论合作社》一文中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完成新经济政策是几代人、几十年的事业。这在当年认为社会主义是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经济的思潮占主导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但是，从斯大林开始，苏共历届领导人却放弃了列宁的科学观点，陷入了现代“左”倾空想社会主义的泥坑里而不能自拔。他们这样做的最大危害，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了，一再地败坏科学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吸引力。1936年12月25日，即苏联刚刚脱离生活必需品票证制度不久，就宣布：“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更是“前进”一步，宣布：“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勃列日涅夫似乎“后退”了一步，提出苏联已经“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下一步该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了”。安德罗波夫似乎又“后退”了一步，提出苏联是“站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上。最后戈尔巴乔夫由于前任们提出的种种目标都一一落空了，干脆放弃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转而接受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导致了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和垮台。
苏联经济建设在长期“左”的教条主义、急于过渡的思想影响下，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他的错误和失误，如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只搞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经济问题，以及在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方面的错误和失误都是由这个总的“左”的指导思想派生出来的。由于面临特殊的历史条件，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忽视农业的发展，结果一方面是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轻工业和农业的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为错，但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同时并举，用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顾及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考虑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长期靠牺牲人民生活的办法去搞积累和求发展，降低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致使人们对党及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信心。
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硬件”，那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软件”。“硬件”、“软件”缺一不可。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民族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但其相互关系主要的倾向是融合。是互相吸取。而斗争、冲突是融合过程中相伴相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说明。在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冲突、互相激荡的大潮中，要使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坚决消除和克服教条化的思想垄断、文化专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皇权主义、排外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
1．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消除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
所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因为它正确。因为人类社会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个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诞生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引起人类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具有强大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正确处理同其他文化的关系。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在这里同时指出，只有在此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而不要去“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
从苏东剧变的教训看，前苏东国家执政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先是极左，后又走向极右，背离、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最终导致苏东的剧变。而这种右的倾向的产生则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结果。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如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化”，然后使苏共和其他党把斯大林神化。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甚至把它当成棍棒和绳索，以实行思想垄断和文化专制主义，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萎缩，逐步丧失战斗力，最后在咄咄逼人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面前失去思想理论阵地。
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共理论研究也陷入混乱、畸形。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列宁去逝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在社会矛盾问题上，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了苏联社会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矛盾，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程，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在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直接、间接的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上，对时代的估计，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也出现了严重偏差。另外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苏联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理论不经意就沦落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符就不堪一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这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