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同时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它产生、形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中都生动地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因此，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厚的哲学基础。
党的十四大报告从九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每一条内容都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延伸和展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诸如：共性个性的矛盾精髓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实践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最终决定论与经济建设中心论；社会基本矛盾调节论与体制改革论；社会发展动力论与改革动力论；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对外开放论；矛盾同一性论与“一国两制”的构想等，都是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观察、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状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晶。
毛泽东、邓小平同志曾经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精髓”，并且强调实事求是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更好地“求是”。实事求是精神就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从实际出发探求规律，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表明，实事求是是识国治国的重要法宝。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精神为导向，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以下三个相联系的历史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最新理论成果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一个历史课题是，以实事求是精神正确认识中国实际，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出发点。正确认识中国实际、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超越阶段的严重理论偏差，成为长时期“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1936年斯大林正确地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宣布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他又错误地提出苏联要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形成了长期流行的一个错误观念：“直接过渡论”。由于斯大林这一理论的影响，造成了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发展阶段的夸张倾向：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正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建成”。但是，自1957年以后却又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从而在实践中助长了“刮共产风”。这实际上是斯大林“直接过渡论”在我国的继续。1963年6月我们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中写道，“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就形成了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相混淆的“大过渡论”，为后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使我们为之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通过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大过渡论”到初级阶段论的认识飞跃。这标志着我们党同过去那种过高估计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左”的观点以及不切实际的政策的彻底决裂。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其伟大意义就在于我们党没有停留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王国，也没有机械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特殊地研究了像中国这样的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使抽象的理论回到了活生生的现实之中。就在于既强调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性和不完善性。正如十三大报告指出的：“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表明，我们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终于实事求是地解决了我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关系问题，因而也就成功地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现实出发点这一首要问题，为我们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第二个历史课题是，以实事求是精神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形成了新社会主义观念，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基础。
长期以来，我们把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当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用貌似先进的生产关系去发展落后的生产力，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结果搞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严酷现实，迫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从实际出发探求规律是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刻内涵。邓小平同志正是以这种求“是”精神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在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形成了新社会主义观念。
一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须从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本本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到活生生的群众实践中去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定义，去寻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他纠正了人们把“贫穷”、“平均”、“大、公、纯”等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误解，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1992年初，他在南巡讲话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概括，确立了实践的社会主义新观念。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二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能动摇，但是，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模式是可以在实践中探索、选择的。他在南巡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科学地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解除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空前创举。
三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新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尖锐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在南巡讲话中又从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系统阐扬了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松的意义，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时，他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观点。特别是他提出社会主义不仅要讲发展生产力，而且要讲解放生产力的观点，排除了似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传统观念。
四是形成了关于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率先批判了社会主义“自动优越论”，认为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完善、逐步充满活力的过程。他首创了改革开放论，不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触动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而且深刻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以放弃社会主义为代价。改革又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根本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样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南巡讲话中他又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把改革和革命相提并论，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革命是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传统理论，以新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对外开放上，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应当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我们发展。在这个思想支配下，他力主兴办特区，建立对外开放的窗口，以便通过试点，以点带面，推动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邓小平上述新社会主义观念，使社会主义从书本走向实践，充满着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个历史课题是，以实事求是精神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内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认识。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精神，在不断总结概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我们党又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里，“一个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仅互相依存，而且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共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共同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因此，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意义在于，它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主体内容，也使这个理论转化为实践有了明确的中介层次，从而保证了这个理论通过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正确地指导实践，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党在科学回答以上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论观点和路线，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十四大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没有实事求是精神，就没有这些新结论的产牛、形成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国情与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开拓出的一条“自己的路”，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最壮丽的一幅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