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赶超战略可能面临的国际挑战：政府vs市场
客观地说，我们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发展相对称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一个技术动态追赶过程中，我们取得了技术进步，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发展更快，中国科学技术不但没有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使得中国企业未能进入“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要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科技竞争力的重大突破，这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进入赶超阶段的里程碑。此后，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开始陆续实施，同时布局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制定和产业相关配套政策迅速跟进。一系列政府主导的创新行为开始凸显，并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高度关注，并引来相关纷争。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定位问题。技术进步与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紧密相关，提升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必要条件是要在国际竞争中与原有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分享高科技蛋糕。同时，虽然国内外学者也认同了中国企业进军高科技领域的积极作用。比如共同分担高昂的研发费用，共同推动科技前沿向前发展，有利于世界和人民。但是，中西方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市场和政府作用上仍存在分歧。西方普遍认为应该由企业来完成，政府作用是在之前的研发环节进行补贴，一般不会介入太深，否则会干扰市场的有序竞争。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战略启动元年的2006年，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5%，这与发展高科技需要的资源禀赋结构严重不符，因此，国际社会必然担心政府会过多介入企业创新活动。表4—6中我们列出了重要年份几个典型国家的人均GDP情况。日本在上世纪60年开始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比如钢铁、汽车产业，此时日本人均GDP约占美国的50%，进入之后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迈入相类似的汽车等资本密集行业时人均GDP约为美国的20%，之后的发展并不顺利，政府给这些行业的帮助比日本更多，同时花费的时间也更长（林毅夫，2004）。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资源禀赋下，启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显然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是一个极大挑战。
一方面，自主创新战略面临创新主体缺位的问题。国有企业占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在一些关键领域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与此地位相统一的技术创新能力。根据有关调查，我国国有工业企业70%以上没有研究开发机构，65%以上没有技术开发活动，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不到1%（金明雄，2007）。而根据国际经验，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低于3%，则企业将失去竞争力，低于2%企业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由于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的不健全，即便是浙江、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企业，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也没有完全达到通过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发展阶段，依赖政策保护和成本及规模优势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采取技术赶超策略与日本、韩国转型阶段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社会环境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不强烈，同时政府可以采用很多产业政策，比如对投资、技术转移和外汇汇率进行管制等，但目前，这些便利条件和政策手段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深度介入，并携带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一起向前冲。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干预，各国均有，只是程度略有不同，但是大多数国家仅止步于支持竞争前的研究开发活动（pre—competitive R&D）。这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有相关规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在过去短短5年多时间屡屡遭受到西方国家攻击的原因。比如，中国政府采购政策要求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是本国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要求是中方控制的公司，要求是中国注册的品牌，要求是向中国开放代码的软件等。比如，科技部2009年发文要求所有卖给政府的产品必须在中国国内生产，之后这一政策遭受西方企业和政府抗议不得不取消了。相类似的，2010年中国政府要求国外企业销售软件给中国国有企业用户的必须开放软件代码，之后被迫取消了这个规定。2011年国家主席胡****在美国访问期间也不得不承诺需要采取一系列纠正措施，取消政府本土化采购优先与自主创新政策挂钩的做法等。
因此，如果当前的自主创新战略把握不当，有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使用行政手段动员资源和按国家意志分配资源的做法上去，由政府领导国有企业直接组织开展科技研究和商业化活动，同时，由政府主管最终决定关键的科技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攻关。我们对于这种做法并不陌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曾经制定了若干个高新技术发展规划，同时还配合所谓“高科技含量的认定”，要求企业将这些已经获得的关键技术应用于生产，实现科技产业化。然而，正如吴敬琏（2007）指出，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做法也许能够在少数重点赶超上取得成就，但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技术政策措施，这套做法并不有效。因为，它是建立在对技术进步机制的错误理解基础上。那么中国的科技进步发展战略该如何走？我们认为这种战略应该基于全球化的眼光，全球化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基础和依靠。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基础上多边合作、多方共赢的发展思路，才能实现中国由经济大国向强国转变。当前，应该坚持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不动摇，选择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突破。
四、中国科技进步需突破的五大重点领域
进入21世纪，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在诸多领域有许多重大进展，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步增强。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左右，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差距缩小到20年左右，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差距缩小到10年左右。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必须继续推行自主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从战略布局来看，实施科学技术赶超战略，以自主创新为主，继续引进并消化和再创新技术；在一些重大领域实现科学技术突破，力争在这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世界领先。在一些关键领域，由于我们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以及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比较优势，我们实施追赶和赶超战略，需要在以下5个领域重点突破：一是保护、改善资源生态环境和重大工程技术方面，如新能源、新材料、减排、综合循环利用、电动车、治理沙漠盐碱地等技术；二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方面，尤其是高端装备、智能电网、智能印刷、智能办公、机器人、大型及精密铸锻件、精密仪器等方面的技术；三是信息网络方面，云计算、第4代移动通讯、光纤宽带、海量数据储存、网络安全和反黑客、各领域智能应用等技术；四是生物工程方面，基因工程、生物制药、生物材料、有机肥料等技术；五是国防反恐方面，制内外空、航母潜艇、通讯畅通安全、定位制导、反导、国防信息安全、能源等后勤保障等技术。
（一）需在改善、保护资源生态环境和重大工程技术领域引领世界
随着全球性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的共同目标。我国人口众多、且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相对缺乏，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另外，当前全球都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限制碳排放的氛围中，中国面临的形势尤其严峻。根据《财经文摘》报道，目前中国有13.5亿人，是50年前的2倍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伴随沙漠化，可居住及可利用土地比50年前减少一半。中国土地1/3遭受过酸雨袭击，7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完全无法使用，导致近25%的中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的方式处理。中国创造一美元的投入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3倍。人们在谈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他们的健康也在被侵蚀。该报道同时指出，我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约1500万人患支气管炎，1.3万人死于心脏病，每年200多万癌症死亡者，70%与环境污染有关。因此，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减排、综合循环利用、电动车、治理沙漠盐碱地、城市垃圾和用水综合利用等等技术。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也可能为中国自主创新寻找到一种新的模式。西方国家技术创新模式为“市场—产品技术创新”，而中国可能走出一条“政府—工程技术创新”新模式。虽然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但是在面对需求多样性特征的产品创新方面，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以政府拉扯国企进行重大产业技术攻关并产业化的模式并不适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在产品或者过程创新，相关工作也是由企业来展开。而当创新的需求从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转到一些重要的公共产品需求时，工程项目技术创新将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因为这些重大工程技术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协调部门多、供给竞争弱、需要的技术领域广，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面临人多、资源稀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国家，为工程技术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基于中国的技术需求往往国外企业是没有经历过的，单一企业也无法满足中国这些大项目的技术需要。比如高铁，可以供给技术的有日本、德国、美国和法国等企业，但是他们都没有成熟技术可以满足时速300公里以上，适应中国地广，距离远的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协调配合能力，将国外技术引进，结合中国需求特征和环境特点进行集成无疑是实现技术突破的重要手段。中国高铁、三峡大坝、杭州湾跨海大桥等无不彰显了我国工程技术创新的伟大篇章。未来中国重大工程技术创新可在长距离供电、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城市垃圾处理工程、深海油勘探技术、航天工程、沙漠盐碱地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重大工程技术创新积累的技术扩散到其他领域，从而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创新模式。比如三峡工程形成数百项专利技术，可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这些重大工程技术创新领域是中国可以领先世界的重要创新领域。
（二）需助推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领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就是中国通过廉价的资源要素吸引了大批国外资金和技术进入，成功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价值链。但是我们主要通过使用现成成熟技术进行加工，同时根据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满足国内市场。总体来看，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大国，但是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环节。我们失去了大量的资源、土地和环境，获得了少量的价值回报，高端价值被拥有资本和核心技术的外商拿走。因此，提升我国制造业水平对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解决日益提升的高端劳动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种提升需要还面临来自其他新兴国家的威胁。因为依赖廉价劳动和资源推动的制造业会随着要素价格上升失去竞争力，产业因此会转移到更加便宜的地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