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草案》提了许多修改意见，特别强调地提出了劳动立法问题。他建议省宪法至少要在“行政”章的“实业”款里“明白加入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性别等项，以省法律定之；（二）省政府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同业公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这些批评和建议，从根本上戳穿了赵恒惕玩弄假民主欺骗人民的伎俩，教育工人群众争取劳动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1922年元旦，赵恒惕不顾民意颁布了具有浓厚军阀割据色彩的《湖南省宪法》。
3月，又改选省议会，表演了“民选省长”的丑剧。毛泽东因势利导，发动攻势，利用赵恒惕玩弄假民主之机，再一次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讥讽他说：“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
讥讽嘲笑之后，转入正论。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毛泽东解释说：所谓生存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都应获得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所谓劳动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把工作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所谓劳动全收权，即是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扣外，应完全归工人。这些解释和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撕破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画皮，使人们看到了资本剥削劳工的本质。接着，毛泽东大声质问：“湖南现在有多少人饿死？有多少人失业？这是湖南大多数人面临的现实问题。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到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
接着，毛泽东简要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明确指出：“‘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已经是悔之不及了！”
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视和推广。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曹锟、吴佩孚召开国会、进行制宪之机，向北京参众两院提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了联合署名。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在长沙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会上，协商成立了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和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尽快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预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等四项基本权利。电文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
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否决了《劳动法大纲》，暴露了他们反劳工、反人民的本质。但是，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唤起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为争取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而英勇斗争，很快地掀起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运高潮。到1923年下半年，湖南的产业、行业工会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7万多人。这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的迅猛觉醒，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多谋善断，讲究策略；冲锋在前，英勇善战，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之后，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毛泽东便集中精力、全心全意地领导工人运动。
由于他和湖南党的组织先后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劳动立法上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的工人阶级也掀起了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各地大小罢工斗争十多次，参加罢工人数达数万人，斗得统治者心惊胆战，赵恒惕张口结舌，步步败退。这些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水口山铅锌矿等三处罢工的影响更大。
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将、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年秋至1922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1921年10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昌段局长王世堉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了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不理，9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日晚，王世堉唆使部分工人开车，并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捕。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阳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膺，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坚持斗争二十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1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队伍，到1922年9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700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月14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十六项政治、经济要求。
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消息传开，大大地推动了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及时地帮助安源工人总结经验，指示安源党组织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成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安源的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红旗。
1922年10月，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11月25日至12月12日，毛泽东又领导长沙铅印工人的罢工斗争，先后坚持17天，最后获得了胜利。
12月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派蒋先云、谢怀德等领导了水口山铅锌矿三千多工人举行罢工，经过21天的激烈斗争，最后获得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
1922年5月到次年4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高潮迭起，捷报频传，全省已经有数十个单位或行业正式成立了工会，并先后组织工人进行了十次罢工斗争，九次取得了胜利，有组织的工人达4、5万。1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为总干事。
工人运动的高涨，使赵恒惕政府惶恐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工人运动是“过激派”，是得了外面的钱，说政府要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同时又派警察摘下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威胁工运骨干和群众。
为了争取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权利，毛泽东领导湖南工团联合会各工团代表20多人于12月11日至13日同赵恒惕军阀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了三天尖锐复杂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毛泽东等代表拿出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质问赵恒惕，说：“省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有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赵恒惕等被问得左右为难，忐忑不安，只好当众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要“守法”，不要有意侵犯“刑事法典”。
毛泽东等代表又当众驳斥道：“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疑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凡事不可不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不干涉了。”
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政务厅长吴景鸿接上来答：“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毛泽东等代表立刻反驳道：“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出英法等国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须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问得吴景鸿也张口结舌，无话可答。
赵恒惕急转话题，用伪善的态度收买人心，说：“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
毛泽东等代表当即予以驳斥，并以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的事实，质问赵恒惕。赵恒惕强行辩解，说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还狡猾地说，“此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等代表当场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实不是事实”。并严正声明：“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要的活动。”“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益也。”
当时，赵恒惕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十分畏惧，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为何物却茫然无知。毛泽东等针对此情，对症下药，既当众宣布工人希望社会主义，目前求民治；又公开驳斥了官厅诬蔑，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听得赵恒惕等频频点头，“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