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胜于全胜”外交谋略的特点
（一）高瞻远瞩的预见性
新的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到底是什么？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将对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制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历来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方针、步骤和布局的战略性问题。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于是，“我们好多的决策，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但是，“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这个判断结论，表现了邓小平对国际风云变幻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因为邓小平作出上述判断的80年代中期，正“是个危险的年代”，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和争霸正从陆、海、空进入了外层空间，达到了前所采有的激烈程度。在这种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判断。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的预见性，是完全不可能的。邓小平认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在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中，又进一步分析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英明论断。他认为：“现在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由此充分地反映了邓小平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性
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总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要实现自己的国际原则的。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当前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必须有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而“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谁”。小国应当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但是，中国“决不当头”，要坚持“真正的不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总之，只有实现了和平，只有具备了稳定的环境，才有搞好经济建设的条件，才有发展自己的可能。所以，邓小平外交谋略的精髓就是：要围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展一切可发展的关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
（三）审时度势的辩证性
世界形势的变化，矛盾的转变，扑朔迷离，特别是在世界格局大变幻、大转折的时期，更是如此。对此，邓小平审时度势，缜密辩证地制定我国的外交战略策略。首先，他认为，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即尽管国际形势出现转折，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至少在下个世纪中叶以前这两个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这既是给我们自己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是对我们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发挥大国的作用提出了挑战；其次，面对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但是，要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教训，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走自己的路。同时，邓小平还给我们及时提出了新的工作方针。即冷静观察，“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稳住阵脚，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沉着应付，即在国际压力下，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
（四）旗帜鲜明的民族性
邓小平始终站在正义、进步和发展的立场上，思考和制定外交工作的大政方针。他始终强调，我们一切工作的目标都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上，邓小平之所以敢为天下先，能为天下先，根本就在于他是从民族利益、民族未来的发展出发，认为不改革，不开放，就无法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必须坚持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他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说：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主权，强调：“国家的主权，……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对待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上，他斩钉截铁地向世人宣告：“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四十八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这不仅表现出他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原则性，也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精神。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一致性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不隐讳自己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但是，邓小平并非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首先，他并不认为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是对立的，相反，他认为对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负责与对世界人民利益的负责是一致的。中国的利益是世界利益的一部分。他认为，如果中国“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就“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中国动乱，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这是其一。其二，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求同存异”，更好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共同的发展，而不能只“追求单方面利益”。
（六）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创新性
邓小平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这个大局出发，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纠纷的新办法。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构想。“一国两制”的设想，既考虑到了大陆的现实情况，也考虑了尊重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的实际，并照顾到当地人民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两种实际，才即有利于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即如果有争议的领土的归属问题，不影响或者不直接影响到争议的双方或一方的整个国家的主权，双方可暂不说争议领土的主权问题，先协商如何对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这样，不仅对有争议的双方有利无害，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邓小平对世界和平的杰出贡献。
（七）全方位的开放性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第二，“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第四，对外开放是国际竞争的需要。“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竞争不过。”正是在邓小平亲自指导和关心下，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始，不断推进，已形成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以及内陆省份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全方位的开放，激发了全方位的活力，带动了全方位的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八）充满自信的成熟性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面临着许多重要涉外事务。例如，如何对付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所谓“制裁”？如何应对西方反华势力掀起的围攻社会主义运动的逆流？如何看待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剧变？如何分析冷战后的局势？如何判断国际各派政治关系走向等等。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一旦出现差错，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将不堪设想。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世界形势，做出了全面正确的判断，表现了充满自信的、不为风云变幻所动的成熟性。首先，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带有全局性的总的战略策略和新的工作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样就为我国在新时期的国际斗争中指明了方向。其次，面对苏东剧变，邓小平汲取历史教训，提出新的方针。他除了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记住那三句话以外，还特别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但如此，邓小平还提醒我们“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是个机遇”，要抓住机遇。再次，面对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企图趁苏东剧变，乘势也使中国动乱，走上非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一图谋，邓小平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敏感和辨别力。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和所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充满信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充分表现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伟大从容和宽阔胸怀。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攻势，邓小平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冲淡经济建设，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九）继承、发展、创造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第一，毛泽东主张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安全。邓小平则始终强调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谈判和退让的。同时，他又从开放的世界的现实出发，主张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彼此要相互尊重和通过协商解决。第二，毛泽东制定和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各国进行交往。邓小平则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使之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为“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外交”政策，树立了中国作为一个坚决主张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形象，并真正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特的大国地位和重要角色。第三，毛泽东为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一个长期的方针。而邓小平更强调：这一原则，不仅要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可以作为处理国内问题（祖国统一问题），建立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第四，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以此制定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争取第二世界，结成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和同盟军，反对美苏争霸，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邓小平则坚持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原则，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时，从全球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角度，找出解决第三世界的矛盾问题的途径与办法，并把他们放到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下去思考、去酝酿、去筹划的，这一点是“胜于全胜”谋略最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