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进到汉中地区后，又体验到根据地优势和得到人民群众支援的好处。中共城固县委党史调查办公室在《红四方面军经过城固的情况》一文中写道：“敌人得知我红四方面军要从北山下来出升仙口，因而预先调集了101、102、98团3个装备齐全的正规军团，企图等我军出来，一举而歼灭之。敌人的阴谋早被我党掌握，当红四方面军还在小河口以北时，县委就派地下党员张仁俊、田文举等同志去迎接红军，并报告了我县敌情，又给大军带路，绕道火焰山口、毕家河口，两面抄了敌人的后路，东西夹攻。由于我军神速机勇，还没有等敌人的火力发射时，那些炮手、机枪手就当了俘虏，不到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全部溃逃而散……这次战斗的胜利，给了敌人一个很大的打击，其他匪军闻风后都暂时按兵不动。这次战斗胜利后，大军就在许家庙、西原公住了一天一夜。”“红四方面军在西原公住时，领导与发动了当地贫苦农民群众，打开地主何严的粮仓，召开了群众大会，给贫苦老百姓分了粮。”“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到处打富济贫，当一进入城固境内后，就很受爱戴和欢迎，沿途老乡成群结队地给红军送茶水、食品、鞋帽、衣物等。有许多乡亲们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红军去当兵，有的因年龄甚小不收，还痛哭流涕，熬着不走。”陕南特委还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和鼓励工作，“在红四方面军来时，出过一千余份小传单，一篇欢迎红军的宣言及告市民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陕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红军运动，捐募背心、草鞋、食肉等物资，积极送给红军。洋县县委还开展了‘一双草鞋运动’。”红四方面军在驻西乡期间，“在短短7天时间里，先后在私渡河、廷水，骆家坝、钟家沟、贯子山、峡口柳树店等处，镇压土豪劣绅、恶霸地主70余人；在私渡河的让水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果如；在廷水街附近、私渡河的五间房、烂泥沟、刺笆林、让水田等地实行了土地革命，将800余亩土地，分给430户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陕南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红四方面军顺利地进入了汉中。广大指战员也从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根据地对于弱军战胜强军的重要。根据地，可以弥补我兵力薄弱之不足，部队可以根据地为依托与敌人周旋，让敌人找不到，打不着；根据地，可以弥补我武器劣势之不足，部队可以充分地利用根据地内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与敌近战、夜战、游击战、袭扰战、麻雀战，远近结合，土洋结合，冷兵器热兵器结合，对于进入根据地的强敌，能消灭的消灭，能消耗的消耗，能拖垮的拖垮，能疲惫的疲惫；根据地，还可以弥补我装备较差之不足，部队可以充分利用广大群众时时处处的支援的优势，衣、食、住、行、医等，都可以通过群众的支援加以解决，使部队不断地得到补充，得到休整，得到恢复。所以说，根据地是弱军生存的基础，是弱军发展的依托，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保障。正如兵法说：“用兵之道，必先固基本”，根据地建设，就是先固其本的基本途径。总指挥徐向前反复用这样的谋略思想去教育广大指战员，去同党内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去把握红四方面军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向。
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所经历的战略转移，行程近三千里，迭破重围，两越泰岭，歼敌近万，而仍然保存着一万五千多人的红军骨干，成为后来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力量。这一胜利的获得，主要是由于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和数年革命战争中成长、锻炼出来的一支人民军队，是由于以总指挥徐向前为首的方面军许多指挥员，实施了正确的军事指挥。两个多月来，部队处在“流动”之中，敌情不易明了，也不能像在根据地内那样可以获得地方政府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有力支援，而且经常要与优势敌人的追击、截击、堵击、围击作斗争。在这种极其复杂、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以总指挥徐向前为首的方面军各级指挥员，在军事指挥上，做到了坚定沉着和机动灵活，比较正确地处置了各种作战情况，使红四方面军英勇不屈，浴血奋战，闯过了难关。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本来要着手筹划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通过综合分析陕南地区的各种条件，还是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当时方面军考虑到陕南地区北濒汉水，南倚巴山，地方党又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于是准备在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县就地展开，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汉中群众斗争情绪极高涨，我军将在此创建新的苏维埃政府。”后来考虑到陕南连年灾荒，给养困难；又得到情报：四川发生军阀内战，川北防务空虚，且经济和地理条件较之陕南更为有利。于是便放弃了建立以陕南为中心根据地的计划，而是决定将根据地选择在川北。
总指挥徐向前及方面军指挥员分析认为：四川自1920年实行“防区制”后，全省便形成了以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分区控制的局面。这些军阀，对外省是一个大的封建割据，具有一致对外的共识，不仅与邻省之间搞得壁垒森严，就是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是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几个军阀的内部，则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霸一方，他们中间，实力最大的算是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了。占据着成都及川中、川南和西康省东部地区。重庆、万县及川东地区，为刘湘第二十一军防区；阆中、通江、南江、巴中等川北二十余县，为田颂尧第二十九军防区：川西为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防区；营山、渠县、蓬安、岳池、广安为杨森第二十军防区；宣汉、达县、城口、万源为刘存厚川陕边军防区。各个军阀在其防区内，都掌握着军事、政治、经济大权，形成各自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相互之间多有摩擦，连年混战。就在我红四方面军决定入川之前的1932年10月间，还爆发了刘湘同刘文辉争夺四川霸权的大混战，全省境内的大小军阀多被卷入其中了。尤其是田颂尧更是大动干戈，调集了30个团的兵力与刘文辉在成都市内展开了巷战。相互损失惨重。12月间，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的争霸之战又起，刘文辉全力反攻，与刘湘大战于成都以南之荣县、威远地区。四川军阀的兵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了成都、内江一带，川北田颂尧的防区已经比较空虚了。对此，总指挥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总部都认为是最为有利的条件，也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战机。
再从地理环境上分析，总指挥徐向前认为，四川历来具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地广人多，物产富饶，四川的民众素以勤劳勇敢、吃苦忍耐著称。不仅男子长年劳作不息，就是妇女也同样担负着各种主要劳动。但是，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在连年战乱的暴虐下，民众深受各种苛捐杂税、高租重利的残酷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大仇深，被逼无奈。从当时的反动报刊上刊出的消息得知，仅田赋一项，每年最少也要征收两次，连同附加等等，实际相当征收正赋八次。田颂尧的防区，田赋竞预征到1987年，一年之中，常常征收到12次。至于封建地租，一般是上田二八或三七分（即佃户要以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的收获物交给地主），中田四六分，下田对半分。高利贷的月息高达百分之十，借粮是春借一斗秋还二斗。统治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剥削利益，还强迫农民大量地种植毒品鸦片，征收烟捐，不愿种的竟要征收所谓的“懒捐”，其欺压敲诈的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各地的军阀还在自己的防区内广设关卡，沿途征税，严重地阻碍了各地产品物资的相互流通，再加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使得民族的中小工商业纷纷倒闭，大批的失业者流浪街头。至于在军阀连年混战下，奸掳烧杀，拉丁抓夫等等祸害，更是数不胜数，倍遭涂炭，难以维生。市面上物价昂贵，农业凋敝，田园荒芜，烟毒遍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在军阀混战波及和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及剥削下，劳苦大众犹如挣扎在人间地狱之中。当时流传着十分形象贴切的顺口溜：“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人民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社会中，对反动军阀和恶霸地主，真是深恶痛绝，除了组织起来进行抗争之外，别无生路。因此，许多地区都发生过规模不等的群众性的反抗斗争。在川北，1932年9月间，南江全县人民为反对“预征烟款”，数百以至数千人成群结队陆续进城游行示威，先后达到两个多月，终于迫使当地反动政府宣布“延期征收”。10月底，通江县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广大群众手持刀矛、棍棒，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大闹公堂，到处搜捕团总、保正，并在他们身上贴上“官逼民反”的标语。巴中县也爆发了饥民“吃大户”运动。当时在南江地区还流传着一种歌谣：“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就垮杆”。根据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总指挥徐向前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得越残酷，越深重，反抗就越坚决，越激烈。四川人民苦大仇深，已经积蓄了沉重的反抗情绪，具有了与反动军阀和恶霸地主展开斗争的革命精神，只要我们党，我们红军去广泛地宣传教育、组织他们，马上就可以形成一股拥护革命、支援红军的巨大力量，就可以成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依托。这一良好的民众基础，就是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首要条件。
另外，我们党在四川打下了牢固的革命基础。在川东地区，1925年宣汉有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达县有了“中国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到1928年春，达县、宣汉、梁山先后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曾经领导着人民向军阀、地主阶级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英勇斗争。1929年6月29日，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共产党员、时任该旅旅长旷继勋等人的领导下，在遂宁、蓬溪边界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红军第一路”的旗帜。1930年7月29日，虎城、太平、龙沙三支农民武装合并成立了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1931年5月，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1932年11月，阆中、南部县党组织领导了升钟寺、保城寺地区两万多农民起义，曾组成了数百人的红色游击队。此外，党在川西和川南也领导过多次起义。这些武装斗争虽然多数遭到失败，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我党组织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保留了一些骨干。而川东游击队则一直坚持着游击斗争，成为四川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极大地鼓舞着四川人民敢于同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武装斗争的勇气。
总指挥徐向前综合上述情况认为：四川省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特别尖锐和充满有利于爆发革命的地区之一，这对于在这个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是尤为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奸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四川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灾难，四川军阀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互相利用，勾心斗角的局面，四川军阀与外省军阀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当时四川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这种形势不能不说给红军在这个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契机：同时也使红军能够迅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再加上川北有利于开展游击作战的有利地形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这就具备了创建革命根据地所必需的客观条件。所以，总指挥徐向前和方面军的指挥员决定，红四方面军将由陕南向川北转移，并到川北去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这样既正确地利用了川北的有利形势，同时又反映了广大指战员和劳苦大众的殷切愿望，更加符合当时弱军战胜强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规律。因此，红四方面军经过详细而充分地分析论证，最终把方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在了川北，其基本的途径就是创建革命根据地，通过在根据地的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先固其本，使红四方面军具备不被敌人战胜，而能够战胜敌人的能力。
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战略确定之后，总指挥徐向前在向部队进行动员时说：“我们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得了土地。今天，我们到四川去，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徐总指挥的讲话，使红军指战员们明确了进军川北的方针，鼓舞了大家的革命斗志。从此，红四方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