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避免中的文化变异也会影响最大“门槛”和最小“门槛”。既然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成员尽量去避免焦虑和不确定性，他们的最大“门槛”要比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中的成员的最大“门槛”低一些。换句话说，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成员为了在与陌生人交流时候感到舒适，希望他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中的成员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成员的最小“门槛”也会比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中的成员的低。
最后，要谈一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中的有效交流的区别是什么。多明加等（Tominaga等）指出美国人意识到有效交流与以下因素有关（按重要性从大到小的顺序）：（1）理解力（重点是理解他人的信息）；（2）相容性；（3）表现出积极的行为；（4）交流的平和性；（5）积极的结果；（6）积极的非语言性交流；（7）可适应的信息。
多明加等（Tominaga等，2003）也指出日本人意识到有效交流与以下因素有关：（1）相容性；（2）合适性；（3）交流者之间的良好的关系；（4）积极的结果；（6）表现出积极的行为；（7）理解力（重点是理解他人的感情）；（8）积极的非语言性交流；（9）明确的信息。日本人的前三项侧重于与交流者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保持和谐是一致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与金（Kim，1994）的研究相符，金指出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比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强调谈话的清晰明了，而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比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强调不伤害他人的感情，不把感情强加于他人。
公理47：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越强，与陌生人有效交流时就越侧重于认知上的理解力。文化上的集体主义越强，就越侧重于与交流者保持良好的关系。限制条件：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多明加等（Tominaga等，2003）的研究表明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有效交流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并不意味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不适用于像日本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只是用来检验理论的有效交流的构想可能不同，有效交流的构想的不同点也表明了当我们与其他文化的陌生人交流时，我们需要深思熟虑，因为这些构想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意识到陌生人的视角并且我们可以适应交流，不同的构想需要明晰化，例如，当我们深思熟虑时，我们可以选择侧重交流双方良好的关系而不是双方的理解。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我们用自己有效交流的观念，多种多样的结果也可以同时得以实现。
定理
定理是由公理的逻辑联系产生的。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版面陈述这些定理了。如果公理6和公理7结合起来，组成的定理应该是“我们融入群体的需要和保持自我意识之间有一种积极的联系”，这个定理与特纳（Turner，1988）的动机理论相一致。一些定理与之前的研究保持一致，而另一些则成为以后研究的假说，公理17和公理27结合产生相似-吸引假说（“我们意识到自己与陌生人的相似性越多，我们就越容易被他们吸引”），受到经验主义的广泛支持。公理10和公理11结合产生定理“我们态度的僵化程度对复杂地处理信息的能力起消极影响”，是将来研究的假说。
不是所有的公理都能构成定理。举个例子，跨文化公理（40-47）就不能与理论中大部分的公理（1-39）结合，这个可能与生态学上的谬误或者反生态学的谬误有关。一些公理在结合时与排除中间因素的谬误有关，从而不能结合，如果A→C，并且B→C，可以推导出A和B是有关系的，排除中间因素的谬误就是没有意识到可能有另外一个变量存在于这两个变量之中（如A→D→B）。
理论的运用
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可以运用于很多方面。例如，理论对提高我们交流的有效性有明显的提示，能够帮助旅行者适应新的文化氛围。因为版面限制，我只给出如何运用理论的概述。
有意识地管理我们的焦虑使之在最大“门槛”和最小“门槛”之间，对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很有必要。理论表明，如果焦虑和不确定性都在最大“门槛”之上，我们必须在管理自己的不确定性前先管理好焦虑。
理论还表明，当我们深思熟虑时，我们可以为陌生人进行新的分类（如发现关于陌生人的个性化信息），广纳新信息（如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关于和我们交流的陌生人的事情），意识到陌生人如何理解信息。如果我们可以完成这些目标，我们将会对陌生人的行为做出准确的预测和解释。
我们也可以改变表面因素影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程度。例如，我们可以更加侧重于描述陌生人的行为而不是重在解释和评估他们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不同于我们个性特征的行为（如不确定性指向，对模糊的容忍度）。
结论
陈述这个理论，我已经放弃了大量的公理（如关于羞耻、适应行为、非正式的情形、收集合适的信息、自我指导以及大部分关于跨文化变异的公理），我还增加了几个公理，关于处理群际过程（关于权力、受威胁的身份、集体主义自尊和普通的群体内部身份）和在陌生人-群体内部关系，焦虑和不确定性中的跨文化变异。放弃的部分是因为我目前认为它们对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不重要。我增加的公理提高了这一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如Tajfel，1978，1981）的兼容性。
休伯和萨伦蒂诺（Huber & Sorrentino，1996）认为在人际与群际关系理论中存在一个“不确定性指向”偏见。就像早先指出的那样，萨伦蒂诺和邵特（Sorrentino & Short）对不确定性指向个体和确定性指向个体作出区分（如个体差异变量、个体特征）。不确定性指向个体趋向于解决关于自己或环境的不确定性，而确定性指向个体则不同。休伯和萨伦蒂诺（Huber & Sorrentino）认为确定性指向个体“避免或忽视非一致性或模糊性，以此保持确定性和清晰性”（p.593）。他们也指出“不确定性指向的人注意并直接处理不确定性和非一致性，而确定性指向的人注意并直接处理熟悉的和确定的事情”（p.593）。因此，休伯和萨伦蒂诺（Huber & Sorrentino）认为不确定性削减理论（Berger & Calabrese，1975）只适用于不确定性指向的个体，这与现在这一版的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看法相同。
我认为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不受限于不确定性指向个体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把不确定指向纳入理论；第二，影响不确定性的因素（如表面因素）也影响了不确定性指向个体和确定性指向个体的不确定性的程度；第三，只有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的时候，我们的个性特征才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当我们深思熟虑时，我们可以选择那些不是基于个性的行为（如当确定性指向个体深思熟虑时，如果他们想达到有效的交流，可以选择管理他们的不确定性）。
一些读者可能会提到，这个理论包含47个公理，未免过于复杂。尽管如此，我们要记住，当理论被构建时，理论的目标必须与理论性陈述的数量相平衡。既然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交流质量，公理就不能高度概括化。增加公理的抽象性虽然可以使理论变得简单，但却减少了理论的实用性。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被大量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还可以适应新环境。
这一版本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时刻把握好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有效交流和深思熟虑的关系。例如，我们如何意识到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最佳水平？既然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可能始终保持深思熟虑的状态，我们如何意识到什么时候需要深思熟虑呢？为了增加理论的实用性，很有必要分离出线索，当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误解或将要发生误解，我们可以启动深思熟虑。对于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有效的交流，不管是否意识到，我们都要做出选择，此时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深思熟虑。以后版本的理论包含这些问题后会提高理论的实用性。
最后总结一下，我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简要的概述，并且更新了公理。现在的理论版本还不是一件成品，它需要不断地修改。尽管如此，现在的版本完成了它的目的，比1995年版本的理论更精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