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咽下今天最后一颗药，祈望药片能尽快把她带到没有疼痛的梦乡。
2011年12月31日
天下最完美的爱情
在今年最后一天的晨光中醒来，照例先去母亲的卧室。她还没有醒，这几乎是个例外，我站在床前轻轻地喊了两声，母亲睁开眼，看我的眼神有些迷糊，我赶快说：“还早，再睡一会儿。”睡梦能让她忘掉一切——垂危的病体、疼痛和那些尘世的纠缠与烦恼。
我抓紧时间上网，发现已经有好几条留言：有询问近状的、约稿的、谈工作的。互联网让我在千里之外，还能生活在原来的轨道上。我难得地能用一整个上午处理工作。为了赶新项目的进度，这些天全公司的人都在加班加点，连前台也被抽调到我们部门帮着做些工作。我心里有些歉意，觉得自己像是个隔岸观火的人。
中间，给母亲做了两次吃的，每次她都吃得极少。空腹服用吗啡类药物对胃有极大的损伤，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勉强吃些东西。她显然对治疗完全失望了，每天都在抱怨，觉得一直以来，对于她的病都缺乏系统的治疗，而所有采用的治疗手段又都严重地损伤了她的肌体器官（其实这并非事实，除了伽玛刀的治疗让原发病灶的左肺整体萎缩之外，别的地方并没有受到损伤）。束手无策的医生们成了她抱怨的对象——无能、不尽责、轻言放弃、无视病人的痛苦。她可能忘了，她作为医生面对病患的时候，也曾经束手无策，也曾经有过放弃的时候，因为那时她能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癌细胞肆无忌惮的侵蚀，她比任何时候都看得透——人类的无能和软弱。
我在工作与母亲之间穿梭：一边是工作，互联网的新浪潮、改变旅游行为的新概念、历史人文在旅游过程中的渗透、准确便携智能的用户体验；另一边是母亲的疼痛，像身体被撕裂一样的疼，令人心生绝望的疼。面对工作我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虽然有冲突、矛盾、不满，但身在其中，让我觉得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有让我感到被认可被肯定被重视的存在感。然而，回到母亲的世界里，对她来说不断在重复着的关于疼痛的感受永远都是新鲜的、必须的，她需要我的感同身受式的安慰，渴望被我重视，尽管任何形式的安慰都无法真正减轻她的疼痛。
我尽量减少进入她房间的次数，她说话时声带的振动都可能引起肋间神经的疼痛，但只要看到我，她就要说话。她或许只是想让我更充分地理解她的疼痛，抑或是通过表达来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任何一次关于疼痛的表达都只会把我从她身边推开，离她更远，因为这种表达每一次都在加强我内心对她的歉疚和对现在局面的无力感。我无法感同身受，我无法代她疼痛，我无法逆转她身体正在衰亡的事实，我甚至无法向她表达我每时每刻的虚无感，以及对自己的不满和失望。我比母亲对自己更加失望——我始终没有给这个人她渴望的：一个可爱的外孙、一个令她满意的女婿、一个其乐融融和睦快乐的家；或者带着她去周游世界、品尝美食、体验所有新鲜浪漫的异国情调；再或者，让她觉得此生因为我而感到生命的圆满；也或许，因为我的存在，让疼痛化为无形，而不是任由她自己与疼痛纠缠、撕扯、抗争，而我只是旁观。
“我不求别的，只要不再让我疼，安安静静地待一天就足够了。”母亲绝望地、近乎哀求地说，但我们都不知道，她该去向谁哀求。
杨宏毅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傍晚。因为怕光，母亲要求把卧室的窗帘拉上，突然从外面进来的人一时间很难适应从炫目的明媚到死寂的幽暗的转变。他是从七百公里以外的县城赶来的，前不久，母亲向他要一些吗啡片剂，在省一级的医院里，就算有特需证明，每次也只能由主任级医生开出三片麻醉类止痛药片，不过在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县医院里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以杨宏毅在那里的级别和权威，他能有更大一些的权限，这次他是来送药和探病的。
四十多年前，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父母响应“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离开了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房，带着青春的无畏与爱情的甜蜜到了离省城七百多公里的县城，那时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那里的茶叶和野生菌都很有名，以后你就经常有好茶喝了。”母亲这样安慰喜欢喝茶和饮酒的外公，有爱人陪着的她一定觉得哪里都是世外桃源、良辰美景。举行完简单婚礼的父母在外公外婆无限的担忧中，在老师和同学对于他们这种置美好前景于不顾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中，踏上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没有人知道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活环境，除了出产著名的茶叶和上等的野生菌；没有人预想到他们将展开怎样的人生际遇，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县城医院，一台已经被公认为常规成熟的手术，都可能是一个新的开端，且身边没有老师没有权威没有良好的手术环境。
“那时候，我们心里只想说，在哪里都是当医生，更何况，那里真的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母亲回忆起这个改变了我们这个家庭命运的决定时这样对我说，“而且，离开了，我就不用再去同时面对你爸和甄叔叔，分手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对他存有愧疚。那时，我们三人在同一家医院，虽然是三个不同的科室，但总归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只享受过瞩目与宠爱的少女在那个只讲革命的年代，当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令她尴尬的局面。母亲回忆说，很多个夜晚，父亲牵着她的手，从医院大门出来，母亲都能看到门口大树后面晃动着的人影，她当然知道那是谁。她不敢对牵她手的这个人说，她更不敢跑过去跟树后面的那个人说“你别等了，我已经属于别人了”。她只是把头低得更低，好像看不到脑袋的身体就能隐藏起所有的事实。父亲从来都是坦然而笃定地往前走，偶尔还说着让母亲忍俊不禁的笑话，这个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瘦高羸弱的男人用他的聪明、刻苦、好学，其实我认为关键还在于——他吹拉弹唱的本领和幽默风趣的情调，彻底征服了母亲。而且，他更懂得如何不失时机地把心爱的女孩变为自己的女人，让她连试图逃离的念头都不敢有。
小的时候，我无数次在母亲与旁人的谈话中，听到她对父亲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仰慕、欣赏，在我的眼中，那是天下最完美的爱情，虽然没有王子也没有公主，更没有水晶鞋。为了让父亲能顺利地拿到医学院毕业证，外婆不得不提前终止街道分配给她的工作，用不长的工龄换成钱帮父亲交清在学校欠下的伙食费。其实，外婆并不看好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年轻人，站在一个长辈的立场，她对他的健康和日后在家庭中可能承担起的体力劳动表示担忧。就像没有人能阻止母亲要去当一名乡村医生的决心一样，也没有人能阻止她成为这个年轻人的妻子。外公外婆也因此背负着对甄叔叔的歉疚，他们实在看不出，他怎么就不值得女儿去托付终身。
情况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坐了四天的长途汽车，来到只有一条马路的县城，卫生局给了他们一纸通知，对于这些来自省城医院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需要最基层的锻炼。于是，他们带着行李，又坐了一天的马车到达了乡卫生所，开始他们赤脚医生的生涯。在他们来之前，这个卫生所里只有一个能给家畜治病的兽医。两年后，他们才正式成为县医院的大夫。在这两年期间，母亲因为翻山越岭去给一个难产的农妇做剖腹产，在回家的路上流血不止，从此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对于一辈子都希望有个男孩的父亲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不得了的打击，他乐观地认为他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的。但母亲当时的状况父亲解决不了，也没有条件解决，只好连夜跋山涉水到地区医院。父亲背着依然出血不止的母亲上路，蹚河水、走山路，在公路边等待愿意让他们搭顺风车的好心司机，在无数次被拒之后，父亲咬着牙说：“老子一定要生个儿子，长大让他当司机。”他绵柔的四川口音消解了这发誓赌咒中的狠劲儿。
当他们终于可以回到县城工作时，除了临床实践，他们还办起了医疗短训班，杨宏毅便是短训班的第一批学员，也是父亲最得意的学生。当父亲离开县医院后，他接过老师的衣钵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外科第一把刀。有一年，他希望自己在神经外科方面有更高的成就，到北京联系进修事宜，我们陪着他到过三四家医院，人家在看完他的学历证明后，十分不屑而且带着鄙夷的表情说：“我们只接受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进修申请。”杨宏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沮丧。“我还回去开我的刀，病人需要我。”他或许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作为一名医生如何才能得到病人的尊敬和爱戴，除了医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仁心。
父亲被葬回县城这些年，他是每年清明必去祭扫的人之一。
他还像从前一样沉默少言，喊了声老师，问了问现在的病情，剩下的时间都沉默着。临走前，他掏出几盒吗啡片，这是他花了三四个月才攒起来的量，他说，这几乎是整个县医院的存货。“疼了就吃，没有了我再送来。”他不知道的是，吗啡其实已经不能有效缓解母亲的疼痛了。
我没有心情留他一起吃晚饭，把他送到门口，杨宏毅突然停住。“情况不乐观，还是送医院吧。”他尽量压低声音地说，我笑了笑。“你害怕吗？”他又问，我还是笑了笑。
母亲躺在床上，眉头紧锁，服药前她勉强吃了几口粥就又躺下了。如果没有生病，母亲今天一定要张罗一桌子的菜，在摆满百合花、白玫瑰的餐桌上，举着装有红葡萄酒的杯子，挨个祝福一遍，然后喝下。她不胜酒力，只要一小口，就会两颊绯红、目光迷离，独自笑着，尽是妩媚和妖娆，或者一句话也能逗引得她笑不停，笑得不能吃东西，趴在桌上抖着肩膀。她觉得这是失态、丢脸，但我觉得那是她最美丽的时候，因为全身心地陶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