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4日
情人节快乐
回到北京，我的生活恢复了原来的节奏：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我每天往家里打一个电话，隔着空间的距离，通过声音判断母亲的状况。
我们走后的第三天，母亲出院回家，小谢也如约赶来接替舅舅陪护。听上去，母亲的状况趋于稳定，这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虽然，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奇迹并不总是出现，但平稳地维持现状对于肺癌晚期的病人来说已经是胜利。
有出版社找过我，希望我能重新回去做纸质图书的编辑，相比一个互联网编辑，我在纸质媒体的经验更有价值。我拒绝了，并不是因为网络媒体的薪金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也更有挑战性和前景，而是我心里清楚，我很快又要回去陪伴母亲。对我来说，工作、机会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失去了这份工作、这个机会，还有新的可能，但母亲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网站的新项目刚刚上线，回来上班又遇上了调整薪金，虽然我这一年来不断地请假回家，但还是涨了百分之十的工资，因此面对老板时我总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提出辞职。
下午抽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听上去，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今天尤其精神，声音里有种压抑不住的兴奋。我照例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多吃点东西了吗？”“止痛药的量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疼痛轻些了吗？”“下床活动了吗？”母亲一一回答，然后问我：“你呢？工作怎么样？”我知道，她并不是真的关心我具体在做什么工作、每天要处理些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她只是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心无挂碍地回去陪着她。但我没法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只好含糊地说：“上班下班，没什么特别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哦”了一声，就把电话交给了小谢。
“阿姨今天收到十一朵玫瑰花，晚上甄主任还要来跟我们一起过节。”接着，电话那端传来小谢热情洋溢的笑声，“十一朵玫瑰哦，代表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唉，我都没收到过这样的礼物。”调笑中，能听到小谢语气里的失落和妒忌。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西方的情人节。
我以为，小谢如此肆无忌惮地议论母亲与甄叔叔的关系，而且是当着母亲的面，她一定会很不高兴。没想到，电话里变成母亲的声音：“都是小谢安排的。甄叔叔哪里知道什么情人节，花店的人把花送来都是小谢去取的，我可不好意思，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人送玫瑰。”我想象着母亲脸上的幸福与甜蜜。“这是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到他的花了。”母亲的声音像高原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炽烈，竟没有一点点的悲伤。
“祝你们情人节快乐！”我说，带着一丝妒忌与艳羡——家乡的阳光、鲜花，连同母亲的爱情。
下班的路上，不断有怀抱玫瑰花的年轻女孩和男孩擦肩而过，在城市如注的人流中拥挤着、推搡着前进，地铁通道被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塞得水泄不通，似乎错过这个特别的日子就会错失爱情。这一张张在眼前晃动的年轻的脸，写满兴奋、幸福、焦灼和无限的期盼，那些光洁的、平滑水嫩的额头和脸庞带着逼人的青春的朝气。
2012年2月23日
眼泪是最没用的
母亲再度陷入无边疼痛的深渊——左胸肋骨、左后背的大面积，以及左侧乳房持续不断地疼痛，另外，止痛的麻醉类药物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胃疼、呕吐、眩晕，当然，还有烦躁的情绪。除了电话问候，我束手无策，疼痛，尤其是晚期癌性疼痛原本就是医学界一个无解的难题。让我欣慰的是，小谢不仅有专业的护理技术，还比我更加细心和耐心。
虽然，我知道无论她有多么令母亲满意、让我放心，但她不是我，没有人能替代我。
“小谢说了，她想孩子、想家了。”最近母亲越来越多地在电话里谈论小谢，并开始挑剔她，开始表现出各种不满意，而且不断地重复小谢随时准备回去的决定。这一切当然不是事实，事实是，小谢不仅是个好护士、好保姆，她还把自己当成女儿一样照顾着病重的母亲。“我爸我妈和老公都说了，让我照顾好阿姨，她这辈子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别的，我们也帮不了太多。”尽管她如此善解人意，我也当然不会让她放着三岁的孩子不管，而在这里帮我照顾母亲。
写字楼的过道不停地有人经过，这座北京最早的写字楼里进驻了许多家国际大公司，诸如戴尔、可口可乐、宝马之类的，在楼道和电梯里遇到的白领，一个个年轻朝气、衣着光鲜、不可一世。我们这家成立不过三四年的IT公司，规模小得不能再小，但我一直以为我都在参与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站在一个行业的前沿。这种挑战也许会以失败告终，然而，它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可能性，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就是我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而北京才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说，十年前北京对我来说意味着远离家乡，意味着一个外省青年的向往，那么十年的北京生活，已经把我改造成一个职业人。我更渴望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去实现某种可能性，这一切让我脚踏实地，让我能够在这座充满激烈竞争的城市里自食其力，让我能够获得满足感。但在母亲看来，我依然是毫无根基的浮萍，在“别人的城市”里暂居在自己的房子里，背负着庞大的房贷，买不了车，不敢生孩子，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更谈不上获得那些在她看来是评判一个人社会价值的职称、学术地位和荣誉。她不愿看着她唯一的女儿在不惑之年还这样生活，为了拯救我于执迷不悟的泥沼，她要在有生之年看着我回到她的身边，过上幸福的生活。在那里，有家、有她，和她所熟悉的一切。
我挂了电话，回到办公室，再也无法专心地工作。
下班高峰期的地铁里，满眼都是年轻人，有的在用iPad看电影，有的在谈论工作，有的在约晚上的饭局，还有人在电话里倾诉着在这座城市的各种艰辛。我也曾放弃熟悉的生活，像他们一样迷茫过、痛苦过、挣扎过、努力过。十年前为了离开母亲我来到这里，十年后还是为了母亲我要离开。我不知道要离开多久，甚至不知道是否还能回来。想到这些，心里突然一颤，几度鼻子酸楚，眼泪涌到眼眶，都被忍了回去。
眼泪是最没用的。这座城市教会我坚持和忍耐。
2012年3月5日
长辈的尊严
上午，老板一直都很忙，朋友们继续在网上劝我：“父母终归是要离我们而去的，但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为什么一定要辞掉工作？是不是可以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渡过这个难关？”他们都表示，一个已过不惑的女人一年半载后是否能重新回到职场，令人堪忧。更何况北京每年有数以千万计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他们年轻、精力充沛，有极强的可塑性，职业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门槛。
这一整天都如坐针毡，我心神不宁地处理着手里的工作，部门后续的工作都已交代给了其他同事。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终于有些空闲，我去了她的办公室。她以为我只是主动找她汇报目前部门的工作进展，因为网站正式上线后，需要不断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去吸引更多的用户，网站的开发阶段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工作显得尤其重要。老板听了一些我的设想，显得有些兴奋，似乎看到了不断努力之后美好的未来。我终于还是向她提出了辞职，我不能总是请假回去，虽然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同事们保持联系，但这样的工作状态对于刚刚运营的网站是极不适宜的，而且这次我已经不能确定请假时间的长短了。
我在她脸上明显地看到了不满和怀疑，因为她也听说有出版社希望我重回纸质出版，相对于一个以技术为背景的互联网公司，继续从事出版工作我显然更加得心应手。两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第一次见面，彼此都从自己的专业方向论证了即将开始的项目的可能性和无可限量的前景，虽然一切不过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但我们都为这种想象所振奋，渴望用这种充满想象力和可能性的方式去改变人们的认知习惯和行为方式。
作为同龄人，同样将父母留在老家，老板终于表示了对我的理解。可她依然不同意我立即辞职，因为一时很难找到人选马上接替我的工作，只能沿用过去的方式——我在千里之外的家里，利用互联网即时沟通的方式继续我的工作。
快一周没给母亲打电话了，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她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而她在电话里唯一关心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我不主动去电话，母亲是不会主动给我打的，这在她看来是作为长辈的尊严。
从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她的情况还算不错，也终于不再坚持去医院接受放疗。“你的事什么时候能有个了断？”母亲的声音有种决绝的严厉和冷静，我握着电话站在阳台上，眼前是一片让人看得心疼的嫩绿和姹紫嫣红的灿烂，春天来了。一阵微风吹过，风夹杂着没有完全褪去的冬的寒冷，我不禁抖了一下。“该回来的时候我会回的，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心养病。”我果断地挂了电话。
2012年3月26日
无法准确把握的情绪
订好回家的机票，剩下的时间按部就班地到公司，尽可能在我离开北京之前，把部门的工作安排妥当。起床，挤地铁上班，上网收发邮件，提前准备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回复老板有关部门工作的问题，与部分同事开会沟通。
临近中午，手机上显示了母亲的来电，但电话里是小谢的声音。“阿姨的情况越发不好了，吃不下东西，疼痛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日子基本是卧床状态。”她还告诉我，就在前两天，又去医院做了一次骨扫描，情况不容乐观。自从上次挂断了电话，我坚持不给母亲打电话，我不仅理屈而且词穷，我们之间横着令人绝望的病痛，还有某种无法准确把握的情绪让我无力面对。“阿姨说，希望你尽快回来。她想你。”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隔着数千公里，但我知道，此时母亲就在旁边，我甚至能看到她的表情，急切的渴望让她的脸上有着淡淡的潮红和光晕，这一点她遗传给了我，情绪一激动就会脸红，有时红到像是毛细血管就要爆裂。即便如此，她还是不亲口对我说，她想我，她需要我，而是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
其实，订好机票后我已经通知过母亲，仅仅七天，一周的时间她就能见到我，而且我不会再离开她。“知道了，我尽量提前。”挂了电话，回办公桌的时候经过老板的办公室，我没有敲门径直进去，我知道，她会允许我提前离开，尽管这一周的时间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参与讨论和执行，除了是母亲的女儿，我还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部门的负责人。
下午的会议主要讨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因为这段日子以来，销售部门的工作有了突破，这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将会有令人兴奋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