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远见，不仅是由于他本身的因素，也与革命导师列宁的影响有关。早在1900年，高尔基便帮助列宁创办了《火星报》，1905年，又协助他办《新生活》，两人都在《新生活》上发表政论文章，法国《人道报》便将这份报纸称作“列宁和高尔基的报纸”。就在这一年，他们在彼得堡第一次见了面，开始了风风雨雨的友谊。高尔基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真正的革命性，我正是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在列宁的文章里，在跟着列宁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演说和工作里感觉到的。”革命的真理，赋予了高尔基解剖社会的手术刀，预见未来的千里眼。正如茨威格所评价的：“这双慧眼看得既准确又清楚，而且准确无比，清楚得惊人……高尔基这种慧眼的由来就是真理。”正是凭着这种慧眼，高尔基才能够高瞻远瞩地反映社会生活。
伟大友谊
1905年，高尔基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遵照党和列宁的决定，出国筹集经费，争取国际支持。由于当时国际形势不利，他没能完成这些任务，但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美国期间，他不仅写出了一组痛快淋漓揭露资本主义所谓文明的政论文和剧本《敌人》，还创作了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长篇小说《母亲》。
这部小说高度艺术地概括了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大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既表现了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迅速觉醒，也描写了农民流动和农村分化的情景。小说塑造的巴威尔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典型，而母亲——尼洛夫娜·符拉索娃，一个从逆来顺受到终于随儿子巴威尔走上反抗道路的普通俄罗斯妇女这一感人至深的形象。高尔基通过这个普通母亲的形象，写出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度和广度。
这部小说是以1901—1902索尔莫渥被镇压的“五一游行”为基础写的，又写于革命低潮期，但高尔基在书中还是满怀信心地预见了未来。小说首先在美国发表，随后在欧洲以各种文字出版，极大地鼓舞了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说：“《母亲》即使不写得这样动人，仍然不失其巨大的意义与影响。”列宁赞许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高尔基是一个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取材于人民中发生的真实事情，写出了人民的真情实感。30年后，当他再也不能写时，母亲的原型，87岁的安娜·克里洛芙娜·扎洛莫娃在电台发表了演讲，她是这样结束对这位文学巨人的悼念演讲的：“别了，阿辽沙！别了，儿子！”
由于高尔基在国外的革命宣传，他无法回国。1906年，高尔基到意大利的喀普里岛侨居。
高尔基在意大利受到了隆重的欢迎。1907年，在布尔什维克伦敦代表大会上，高尔基又见到了列宁，相见甚欢。17年后，这一幕在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宁》中，得到了生动地再现。但是从伦敦回来后不久，高尔基就因为办党校的事被列宁误解，双方停止通信，这一时期高尔基的作品《忏侮》，也确实流露出“造神论”的一些倾向，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后来高尔基又因党校分裂，情绪十分低落。列宁得知真实情况后，主动写信来解释和鼓励，两人言和了。
但是与另一位巨人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似乎离得越来越远了。1908年，高尔基拒绝参加托尔斯泰的庆祝委员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托尔斯泰“他的谦逊是虚伪的，他想受苦的愿望是可憎的”，“我理解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出走’，是为了实现他的夙愿，把‘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生活’，变为‘俄国贵族列夫圣者的生活’”。也许，高尔基的“慧眼”是太不容情了。但是，一旦这位巨人的逝讯传来，一切都改变了：“我绝望地大哭，整天一直在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得这样伤心，这样难受，这样厉害。”高尔基说，“溘然长逝的是一个囊括整个俄国和一切俄国东西的伟大灵魂——除了列夫·托尔斯泰，对谁还能这样讲呢？”
死亡，在高尔基的生涯中，往往是引发友谊与爱的契机。八年之后，当列宁遇刺时，高尔基深受震动，立即抛弃了与列宁的分歧，回到了列宁身边。
而现在，在失去了契诃夫后（高尔基在1904年7月失去了这位严师益友），又失去了托尔斯泰的俄国文坛，高尔基感到“孤苦伶仃”，但他却写出了他最有特色的作品《意大利童话》和自传体三部曲之一《童年》。
在此之前，高尔基主要写作了《夏天》（1909）、《奥古洛夫镇》（1909）、《玛威特·柯日麦金》（1910—1911）等。前者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农民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后两部小说都以奥古洛夫镇为背景，继续他一贯的对小市民心理的探索，对市侩习性的批判。小说发表后，“奥古洛夫精神”成了顽固守旧势力的代名词。剧本则有《最后一代》（1908）和《瓦萨·日兹诺娃》（1910）等。
《意大利童话》（1911—1913）是一曲人性美的赞歌，它由27个彼此独立的故事片断组成，在艺术上显出综合的倾向，兼容并包括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将散文与诗融为一体，在结构上既有传统特色，又运用了现代技巧。这部作品是高尔基在美学上的新探索。
1913年写成的《童年》中，既有一个童年的苦难的阿辽沙，也有一个现在的对过去的时光做高屋建瓴的俯视的高尔基，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时期在书中的同步存在，给了这部自传体小说以特殊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有了现在的高尔基，童年的阿辽沙所生活的“铅一样沉重”的环境才显出亮色。高尔基写出了当时俄罗斯这层“充满了种种畜牲般的坏事的土壤上”所依然生长着的“鲜明、健康、奋发有为的事物”、“富有人性的事物”，塑造了一批颇具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其中外祖母卡什林娜是俄罗斯文学最有诗意的妇女形象之一。
写完《童年》后，高尔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住在彼得格勒（彼得堡已改名）附近。沙皇不敢逮捕他。
在喀普里岛时，高尔基亲自处理来自俄国的向他请教的大量稿件，回国后他更是带病进行这项繁重的工作，编辑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培养新人；创办了大型杂志《纪事》，给逆境中的马雅柯夫斯基以有力的支持；他还以高度的责任感，筹备在他领导的《帆》出版社出版一批青少年读物，为此，他写信请罗曼·罗兰写贝多芬的传记，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深厚友谊。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和《欣悦的灵魂》都从高尔基那里获益非浅。后来，罗曼·罗兰曾这样动情地回忆他们的友谊：“……我的根碰到了高尔基的根，两个人的根在地下亲热地交错在一起。这会儿，我们这两个处在欧洲两端的同志的血都混在一起了。”
高尔基这一时期发表了很多短篇小说。1916年，他又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之二《人间》，载于《纪事》。小说描写了少年的阿辽沙到“人间”谋生的不幸遭遇和艰难的成长过程，像《童年》一样，在对丑恶和不幸的描写中仍然放射着乐观和理想的光芒。《人间》比《童年》更广阔更严正地展现了俄罗斯底层人的生活，是高尔基的又一部优秀之作。
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像29年前在喀山一样，高尔基再次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际上有一股主张民主力量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的思想潮流，高尔基也同意这个看法，并撰文宣传。这遭到了列宁在《远方来信》中的严厉批评和责问：“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批评是对的，但责问却未免有失宽厚与公正。
1916年7月，高尔基给妻子彼什柯娃的信中说：“我生活在内心矛盾之中，除了文化工作外，看不到别的出路。”他创办了一系列文化事业单位，对工人农民进行文化教育，以为这是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他在《新生活报》（并非以前的《新生活》）上发表了一组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文章，表达他的忧虑和困惑，其中不幸而言中了后来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悲剧，但主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列宁便下令封闭了《新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