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月，这份杂志的第一期稿件通过了书报检查机关的审查。2月正式出版。
办学取得了成功，这使托尔斯泰受到了鼓舞，他想创办一个国民教育协会，进一步在俄国推广教育事业。当然他的这个计划不会被批准。
学校存在到1863年秋天。从1862年结婚后，托尔斯泰就失去了原先那种办学热情。这可能跟他夫人的反对有关系，在托尔斯泰创办的学校里工作的那些大学生失去了托尔斯泰的领导和鼓励，便不能坚持生活在艰苦的农村环境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也就纷纷离去了。
《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不能长期沉湎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管理事务中，他已决定关闭他创办的学校和杂志了。结果，他又开始文学创作了。
1863年2月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3月中篇小说《波利库什卡》发表。《哥萨克》受到文学界尤其是费特和屠格涅夫的好评，使托尔斯泰颇受鼓舞。这不能不对托尔斯泰走向《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起一种推动作用。
这时，他的精神状态也对他创作《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制颇为有利。1863年秋，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说：“我已经是个有妻室并且做了父亲的人。我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而且我对这种境况已经十分习惯。……这种情况为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智力，甚至整个精神力量，能这样任意驰骋，这样有利于工作。”
1860年，他在国外游历时曾遇到过他的同外曾祖父的姑舅兄弟，从西伯利亚被赦免回来的著名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同沃尔孔斯基的长谈使他产生了写一部描写十二月党人小说的想法。1861年3月26日，他从布鲁塞尔写信给赫尔岑说：“我四个月前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十二月党人。我本想同您谈谈此事，可是没来得及。我写的这个十二月党人应是一个狂热者、神秘主义者、基督徒，1856年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回到了俄罗斯。他用严厉的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新俄罗斯。这种题材是否适合时宣，请把您的看法告诉我。我给屠格涅夫读了开头，最初几章受到了赞扬。”这部小说只写了三章就放下了。
1863年托尔斯泰重新动手写下去，结果便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开头部分共有15种草稿。最初一份草稿的标题是《三个时期》。这时他想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三部曲，即《1812年，1825年和1856年》，这个开头他放弃了。开头部分第十二稿题目是《从1805年到1814年。列·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1805年。第一部》。从这一稿开始，托尔斯泰才形成这样一个想法：写一部俄国同拿破仑交战时期的历史小说。预计要写几部，第一部叫《1805年》，后来又写了三稿，第十五稿才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头。
1864年11月，小说还在润色修改的时候，托尔斯泰就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卡特科夫去信，表示希望小说能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来小说的第一部果然以《1805年》为题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5年第一、二期上。
第一部写完之后，托尔斯泰对小说的内容和结构仍在不停地探索着。1865年3月19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这么记载着：“入迷地阅读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我想可以写一部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心理历史长篇小说。可以写一个大东西的想法，使我现在欣喜若狂。要写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自己的全部卑鄙、全部疯狂、全部矛盾。”托尔斯泰在这篇日记里接着列出了要写的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重点事件。这里罗列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包括到《战争与和平》中去，可见他当时是想单写一部小说的。直到这时为止，他并没有想到在这部小说里要写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等历史人物。可是在这年暑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却决定把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的“心理历史”包括到正在写的这部小说中去了，这样在创作上就引起了一些新的困难。托尔斯泰1867年在《〈战争与和平〉的序》（草稿）中自己说过：“有时，我觉得我初时所用的手法微不足道；有时，我想把我所认识到和感觉到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全都写出来，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简单、平庸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手法很配不上它的庄严、深邃而全面的内容。”以前他把《1805年》称为长篇小说，现在他担心这部作品“既非长篇小说，又非中篇小说；既非叙事诗，又非历史”。经过苦苦思索之后，他决定冲破欧洲文学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写作框框的束缚，需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管它像什么。
写历史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他在写作时发现，这段历史的真相不仅没人知道，而且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记载的完全与事实不符。他决心要写人民的历史，向传统的以写帝王将相为主的历史学提出挑战。为此，托尔斯泰下很大功夫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回忆录、档案等等。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虚构过，都有资料根据。我在写作中搜集的资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托尔斯泰就这样在探索、创新和克服困难的道路上前进着。
1865年12月，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相继脱稿。第二部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6年第二期和第四期上，标题仍是《1805年》，只不过多了个副题《战争》。他决定从第三部开始不再在杂志上发表，自己找印刷厂分册出版。1867年，他同莫斯科的里斯印刷厂签订了合同，并请《莫斯科文库》主编巴尔捷涅夫代表他同印刷厂打交道。
托尔斯泰的写作态度历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在写《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自己的手稿不仅在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甚至重写，而且在脱稿后发表前仍然抓紧一切机会进行修改。
1868年9月，托尔斯泰写第四部的时候，为了生动准确地描写鲍罗金诺会战的情景，他不满足于文字资料的记载，特意到鲍罗金诺去了一趟，在那里住了两天，作了调查研究。鲍罗金诺会战是在凌晨打响的。为此，他特意凌晨到那里去实地观察会战开始时的当地景物。他画了原野略图，标出了附近农村、河流的位置，并记下了“能见度为二十五俄里”，太阳升起时能看到森林、建筑物和山冈的阴影，“太阳是从俄军的左后方升起的，法军面对太阳”。他在实地观察中还发现了任何军事历史学家都未曾发现的俄军实际部署和原定部署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个发现对研究鲍罗金诺会战的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他把实地观察得到的印象同以前研究历史得来的认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幅鲍罗金诺会战的壮丽画卷。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表现出来的虚心求教、认真对待批评的态度，我们在他以往的写作中是未曾见过的。在创作过程中以及作品发表之后，他都不断写信征求意见。1868年4月10日，《俄国残废军人报》刊登了拉奇诺夫的题为《谈托尔斯泰伯爵的新小说》的文章，对《战争与和平》第四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托尔斯泰的军事历史观点提出了异议，指出了某些历史时间和战役描写不准确的地方。拉奇诺夫的这篇文章是用姓名的缩写字母署名的。一般这种署名是不引人注意的，可是托尔斯泰第二天就给该报编者写信，向作者致谢，并请作者把真实姓名告诉他，允许自己给他写信讨教。托尔斯泰在这封信里坦率承认：“如果我写作时能听到他的建议，我会避免许多错误的。”
1869年12月，《战争与和平》第六部出版了，第二版也几乎同时印出来了。
《战争与和平》出版后，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托尔斯泰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非常自觉地克服骄傲自满情绪。1873年，修订《战争与和平》时，他把自己修订过的稿子送去请斯特拉霍夫审订和修改。他为此多次给斯特拉霍夫写信，1873年6月22日的信写得尤其恳切：“兹寄上修改完的《战争与和平》样本，不知修改得是否好，但确实涂划得又脏又破，我求您给以审订，不要光说，要用实际行动帮助我，这就是说，请您审读我修改的地方，并说出自己的意见：哪里好，哪里不好（如果您认为哪里改得不好，我给您权利勾掉我的修改，并请把您认为不好的地方加以修改）。”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是跟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说得好：“谁知道，如果托尔斯泰本人没有作过战，他能否描写战争？如果他本人不曾在牌桌上输掉大笔钱财，他能否描写赌徒的心理？如果他本人不属于上流社会，他能否了解这个阶层的心理？他的主人公的骑士荣誉感、豪迈、勇敢、狂饮，如果他本人没有这些特色，他怎么能理解？如果他本人不热衷于打猎，他又怎么能了解猎人的狂热和冲动？”我们从《战争与和平》里，不难看出他的经历、他所接触的人、他所听到的故事在他的创作里留下的影子。大概可以这么说，没有托尔斯泰的出身、家庭、经历、亲友，就不会产生《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
《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24日在她的生活札记里写道：“昨晚他对我说，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妇女形象。他说，他的任务是把这个妇女描写得可怜而无辜。还说，这个形象一出现在他眼前，以前出现的所有人物和男人典型统统各得其所，集结在这个女人周围。”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张草稿。可是并没有接着往下写，可能构思还不成熟，而且这时他还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这另一部作品是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写完《战争与和平》之后他马上就考虑写这么一部作品。他之所以要写这么一部作品，第一，是因为彼得大帝时代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两个时代都是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显然，他想通过描写彼得大帝时代来阐明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第二，他想通过这部作品反驳1860年代流行的历史观点——俄国接受欧洲文明完全是靠沙皇的努力，俄国人民在这方面未起任何作用。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已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开始时，他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戏剧，不久就改变主意，决定写成小说。
他承认彼得大帝完成了“一件伟大必要的事业”，开辟了通往欧洲文明的道路。但彼得大帝丝毫没有把欧洲文明机械移植到俄国土壤的想法。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他明白“不需要拿文明来，只需要把文明的工具拿来发展本国的文明”。
托尔斯泰认为，俄国人民就是这么做的。俄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任何其他历史观都会受到他的驳斥。著名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其多卷集史学著作里把一切坏事都归咎于人民，所有好事都归功于政府。托尔斯泰读了这部著作后，非常愤慨。
归根到底，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意识里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作为历史推动力、创造力的人民的小说。
整个1870年，托尔斯泰都在努力研究彼得大帝的时代，动笔几次，可是只写了些零散的草稿，并没有接着写下去。1871年，他忙着编《识字课本》，没有动笔写这部小说。1872年以及1873年初，他又下功夫要写这部小说。他在给各种人的信件里常常谈到它，有什么原因使他觉得这部小说写不出来。
这一年夏天，托尔斯泰带着全家到萨马拉新庄园去度暑期。他去过萨马拉几次，不仅喜欢那个地方，也喜欢住在那里的淳朴的巴什基尔人。
萨马拉那几年收成不好，一连三年干旱造成歉收。当地居民已在遭受饥饿的折磨。托尔斯泰不能熟视无睹，无法安心写作。他要设法救济饥民，考察了直径70俄里的地区，深感饥荒的严重。他立即写信给《莫斯科新闻》，呼吁开展赈灾活动。
1873年至1874年，总共为萨马拉省筹得现款1887000卢布、粮食21000普特。
1873年春，托尔斯泰的妻妹塔尼娅的大女儿达莎夭折。
同年11月9日，他们的小儿子彼得夭折。
这些不幸不可能不影响托尔斯泰的写作。
1874年2月中旬，托尔斯泰通知斯特拉霍夫，小说第一部已可付印。
1874年6月20日，托尔斯泰家里又蒙受了一次沉重打击——达吉亚娜表姑逝世了。托尔斯泰在一封信里说：“我一生都和她生活在一起。没有她，我感到可怕。”
1874年4月22日，托尔斯泰家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尼古拉，可是只活了10个月，就因水肿死了。这对托尔斯泰一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两年失去了两个儿子，使托尔斯泰夫人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再怀孕了。农村生活单调，她向往社交活动，想听音乐，她感到苦闷。她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除了家庭之外，哪里能找得到可以充实她生活的东西。
但是这年秋天，托尔斯泰未能写作。先是他的夫人从孩子们那里传染上百日咳，百日咳好了，又得了严重的腹膜炎，接着11月1日托尔斯泰夫人有病早产生下的女儿死了。12月22日，彼拉盖娅姑妈又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