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心的读者是德·唐森夫人，她在给她的一位至今未搞清是谁的女友的信里说：“我把我们庭长的那本新书当成小说读完了。我一个字都没漏下。是的，我亲爱的夫人，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同。在我只知道这本书的书名时，我担心我的朋友选了一个已被一再写过的题材。现在我很高兴他选了这个题材，这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更好地发挥了他的优势。希望其他国家政府的历史也能按照这个模式写，但他同时也使我感到望尘莫及。他是多么博学、有天才、会思考啊！书，人，物，他都读过了，阅历过了，衡量过了，选择过了，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与其说是一位著作家，不如说是一位立法者，没有表露过要写一本书消遣一下的意思。他直接接触事件的根源和原因。他所参考的那些著作家若是能够看到他的作品，他们能从他这里得到的益处至少和他从他们那里所得的一样多，而受他的教益最多，最称颂他的人，肯定还是那些最精通世界事务和罗马法律的读者”。
在致布依埃院长的信里，德·富尔热提起了孟德斯鸠赠给他《罗马盛衰原因论》时的情景，在提到引人入胜的《波斯人信札》以后，对作者的风格进行了批评，认为太简练了：“从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一下子就变得一本正经。大家都承认，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写得有才气，论断深刻，文笔优雅，但我却认为由于极力追求塔西陀的简练，他同样失之于晦涩。”
至于伏尔泰，他的评论是特别严厉而怀有恶意的。他在1734年11月里写给尼科拉-克洛德·蒂埃鲁瓦的信中说：“您看了孟德斯鸠写的那本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小册子了吗？那是一本小得不能再小了的小册子，有人把这本书叫做孟德斯鸠的衰亡。确实，这本书实在太名不副实了。不过，书里却也有不少值得一看的东西，而这也正是最令我对作者感到不满的地方：他竟如此轻率地处理这样重大的题材。全书通篇都是概述，与其说是一本书，还不如说是一本用奇怪的风格写成的精巧目录。不过，要想把这样一个题材充分展开，绝不能有任何束缚。”
孟德斯鸠在英国有不少挚友，《罗马盛衰原因论》在那里受到了欢迎。不过，孟德斯鸠对这本书在公众中所受的欢迎是感到满意的。他不知道连续出的几版共印了多少册，也不知道卖出去了多少本。
盂德斯鸠对这本书在公众中所受的欢迎是感到满意的。他不知道连续出的几版共印了多少册，也不知道卖出去了多少本。
在此后的几年里，孟德斯鸠全身心地投入《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已经不考虑再版《罗马盛衰原因论》，他原想根据向他所提的那些批评意见以及他自己想要做的修改再版此书的。1746年在阿姆斯特丹又出了新版本，书商弗特斯坦加了这么一段“敬告读者”的话：“本书业已精心修改，臻于完善。如与我们据以修改的版本进行对照，则会发现该版书优于旧版本”。孟德斯鸠仔细地准备出新版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出一部“经作者本人重阅、修改和增补”的版本。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版本，是1748年3月巴黎于阿尔和小莫罗出版社出版的，附上了《苏拉与欧克拉底的对话》。埃诺庭长迫不急待地告诉了孟德斯鸠自己对这个新版本的看法：“这部著作是既属于哲学家也属于历史学家的。由事实和推理而产生的伦理学，比仅仅由思考而产生的伦理学，更具有说服力。在您这部书里，我甚至发现了悲剧的美。我在别处从未感到罗马人有那么可怕。您在世间没有给他们的傲慢留下立锥之地，但因傲慢而吃尽苦头的，则都是伟大人物。这就使我更加确信，当英雄主义不受法律节制时，在世上就是一种灾难。”根据德·唐森夫人的说法，丰特纳尔读《论法的精神》时的那种如饥似渴的样子，“在读第二本书《罗马盛衰原因论》时更有加无减，这本书令他十分高兴”。
孟德斯鸠对这一版的原文精心修改过。这一版和以前几个版本的不同之处，除了风格上的改动外，特别在于观点和事实方面的修正。在正文里加上了相当数量的注释，补充了一些参考资料，甚至还做了一些新的发挥。这一切使这本书多出了22页。孟德斯鸠在《随想录》里记着：“这些是从我修订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新版中删除或未能用在增补版中的内容，凡是用过的，上边都标有十字符号。”在《随想录》里也发现了好几页上标有“这些没能用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的字样，或者写着：“关于那位国王的思考，没有用在我关于罗马盛衰的书里，也没有用在《论法的精神》和《阿萨斯和伊斯梅尼》里，”以及“这些没有用在我关于罗马盛衰的书里”，或“关于罗马盛衰一书的材料（续）”。因此，孟德斯鸠不单单做了文笔上的改动，更重要的是他修改了一些段落，并把他所删除或认为不宜使用的材料保存了下来”。
通过1734年《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出版，孟德斯鸠向公众推出了一部著作，从而为他作为一个聪颖而审慎的作家的声望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也不乏对他的批评之词。从1734到1748年，他的全部活动完全是为了写《论法的精神》，没有任何其他工作，只是在1742年为讨好德·夏罗莱小姐而撰写《阿萨斯和伊斯梅尼》时，一度中断过他对《论法的精神》的思考。
《罗马盛衰原因论》是和1690至1740年间那场持续了五十年的运动相联系的，那场运动使法国的史学家们得以对罗马历史进行研究，并耐心地、一点一点地恢复罗马史的原貌。那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出现，则完全由于1600至1675年间的一批博学鸿儒卡佐邦、索梅泽、雅克·戈德鲁瓦等人发表了一批古代作家经典文献的可靠编注本。孟德斯鸠大量地利用了这些文件和这些历史。
论法的精神
当孟德斯鸠到伦敦的时候，英国正由于军事上的成功和它所进行的光荣革命，而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威望，英国思想家们的才华吸引着别国的人去研究英国的思想和制度。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成了欧洲哲学的大师，他提出的天赋权利的主张和分权学说，成为孟德斯鸠君主立宪与三权分立学说的基石。这位法国思想家后来进一步发挥和完善洛克的思想，极力主张以“英国的式样”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掌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机关手中，彼此相互制约，保持均衡。这一天才的思想最终被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家们所采纳，并将其奉为“真理”写入宪法。
风尘仆仆归国的孟德斯鸠带回了大批珍贵的笔记，经过读书与思考，对照与比较，使得他所掌握的素材日益成熟，为更宏伟著作的酝酿、构思和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巴黎稍事停留，思想家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拉布莱德庄园，重见妻小。他第一次见到了已4岁的小女儿戴妮丝，并情不自禁地将爱女视为掌上明珠，而小女儿在父亲撰写著作的过程中也充当了一名称职的“小秘书”，每天读书给他听，好让这位看书费劲的学者轻松些。思想家此时正打算过一种清静的乡绅生活。他将府邸花园按英国方式加以布置，经心管理他喜欢的葡萄园，访问佃户，救济穷人，过着并不富裕的小康生活。在如此闲暇的乡间和拥有多种藏书的宽敞书房里，思想家静下心来，开始撰写他那不朽的著作——《论法的精神》。
作家每日伏案八小时，终日受着疲惫、焦虑和急于完成心情的煎熬。当他将一生的心血与思考凝结成1505页手稿时，也预示着思想家日益衰退的视力使他永远闭上眼睛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历时近20年的著作终于大功告成，这位令人怀疑的基督徒也忍不住地要“感谢上帝”了。
这部以半句诗“没有前例的书”作为题名的著作，对于帝王、元首们，不啻为一盏信号灯；对于忠实的大臣们，无疑又是一架罗盘。难怪一向与孟德斯鸠作对的伏尔泰也一改其尖酸与讽刺的风格，真挚地奉此书为“理性与自由的法典”；就连拿破仑行军时也将其列入囊中书目之中。尽管思想家再次采用了他的拿手把戏——匿名国外出版，但这部书充满深刻的思想，使《罗马盛衰原因论》的作者无法否认自己是此书的作者；这部书又满纸热情与诙谐，使《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也无法否认自己是此书的作者。虚怀若谷的孟德斯鸠从朋友们的反应中对书的质量有了自信，“因为有了这部书，使得英国人今后再也不能说，法国人从来未写出一部独具特色的书了。”这部著作在“特殊的重视”下，允许公开在巴黎发行，唯一条件是在书名页上印上一个外国城市的名字，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实在令人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