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颁布，在上榜的400位中国富豪中，有66位来自广东，其财富总额共达1690亿元，广东汕头人黄光裕再一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
广东人认为：在长达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广东是号称国内市场经济成分最充分，市场竞争最激烈，经商软硬综合环境最优，且与国际商业管理接轨最紧密的省份，无论是老一辈的酿酒大王张振勋、亿万富豪霍英东还是珠宝大王郑裕彤都堪称是广东人的骄傲。
新一代以黄光裕和李兴浩为代表的新锐粤商们有着广东商人一以贯之的捕捉商机的敏锐市场感觉。同时他们也是大手笔、高起点的商界新贵。
一、一代酒王：张振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因家庭拮据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每次放牛时，振勋都会拿着以前的课本去读，一次因为看书入了迷而忘了放牛的事，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他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提到了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
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学做生意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很快就把这门艺学到了手，而且做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连饭都吃不上，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于是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带自己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同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与父母商量后，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湛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是荷兰的殖民地，它美丽的风光，只是有钱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这一干就是三年，三年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在他的努力经营之下，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得知此事后，更加器重张振勋，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不久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许配给了张振勋。
张振勋和陈兰香结婚当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只能维持生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应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喜欢喝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是一个很识大体的人，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非常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甚至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因为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承办酒楼和典当捐务的资格。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随之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迅速崛起的大富豪。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一定有很大的开发潜力，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更加源源不断。由于他一贯讲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他在这一行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几百万的资产！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并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首屈一指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开办了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事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了！
此时的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都尊敬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各国探求他们的强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人说起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去会见他。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这样一来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听说了他的名气后，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办葡萄酒厂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张振勋听后大喜，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在盛宣怀的大力支持下，张振勋开始筹建酒厂。他一边在烟台购买土地，定制机器，建筑厂房、酒窖，开辟原料基地，一边写信回家乡，招集亲朋好友来做帮手。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
至此，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由于张振勋曾经经营过酒行，对于各国名酒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又经营过垦殖公司，对于原料基地葡萄园的生产管理也很熟练，这些都是他开办酿酒公司的有利条件。然而，对于酿造葡萄酒的工艺技术，他却是完全不懂。最初，他请人从中国古籍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打算自己试验。然而，我国的酿酒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始终以粮食酒为主，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张振勋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外，寄希望于外国酿酒师。
1892年春天，经朋友介绍，张振勋以重金聘请英国的酿酒师俄磷来烟台，两人合作得比较愉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两年以后，俄磷因为拔牙而突然身亡。正值筹建酒厂的关键时刻，张振勋只得急着再请新的酿酒师。这次请到的是荷兰人雷德弗。张振勋让雷德弗开始试酿葡萄酒，自己又回到新加坡去处理南洋的事务。不久，雷德弗带着试制的酒样，到新加坡来向张振勋报喜，开口就大吹自己的酒酿得如何如何好，简直能比得上王母娘娘的仙酒。可是张振勋把酒样拿到当地的一家酿酒公司化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化验师对他说：“从化验结果看，贵国的葡萄质量非常好，但你们的酿造技术实在糟糕，可能你的酿酒师根本不懂得如何酿酒！”张振勋这才知道，雷德弗原来是个骗子。
骗子虽然被赶走了，可张振勋也气得生了一场大病。他的一位奥地利好友知道后，帮他从国内聘请了一位名叫哇务的酿酒师。张振勋接受了教训，亲自陪这位酿酒师来到烟台，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等到确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老实厚道，这才同意聘用他。
哇务来到公司之后，不但对酿酒工艺进行指导，而且对当地的葡萄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因此建议张振勋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张振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立即在烟台购买两座荒山，辟山造田，扩大原料基地；同时派侄儿张子章到欧洲购买120万株优良品种的葡萄苗。不幸的是，购买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经过印度洋，因为烈日的暴晒，几乎全都枯萎了，一下就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子章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张振勋虽然也很痛心，但他还是鼓励张子章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从这一件事，显示出了一个有作为的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可是，奥地利酿酒师哇务因为年老多病，只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感到自己无法工作下去了，于是向张振勋提出了辞职的要求。
张振勋只得再一次寻找酿酒师。
1896年，张振勋在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爵士谈话时，提起三请酿酒师而终于落空的事，十分烦恼。拨保笑了起来说：“这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眼前就有一个天才的酿酒专家，你为什么不请他呢？”
原来，拨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的酿酒师，拨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振勋大喜过望，当即同拨保商量，请他来负责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拨保见张振勋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张振勋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一个中国驻外领事回国办酒厂，一个外国驻中国领事辞官不做当酿酒师，两位领事的精诚合作，成为张裕酿酒公司创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筹备，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立了。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近两千平方米的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制造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设备。公司试酿白兰地和红葡萄酒也都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