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科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科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科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科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科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我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自己，因为把科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注三】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注四】“文革”期间，孙先生说了这句话，被困坐牢七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注六】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科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一九八二，见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注七】
【注三：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信报财经月刊》。】
【注四：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报》。】
【注五：租值消散是个重要论题，起于公共资源使用的分析：资源的租值，会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场价格，或市价被政策压制着，其他的竞争准则一定会出现，而某程度上这些其他准则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从租值消散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法门，可惜经济学行内不重视。我的经验是分析交易费用时，采用租值消散这个通道非常有效。
有关读物，见Frank H.K night，“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H.Scott Gordon，“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The Fishe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il 1954）;Steven N.S.Cheung，“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April 1970）;Idem，“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April 1974）.】
【注六：采用市价是有费用的，但作为一个竞争准则，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关于采用市价的费用，见 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November 1937）; George J.S tigler，“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 1961）; Steven N.S.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April 1983）.】
【注七：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P》，一九八二，重刊于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注八】该文详细地讨论了畜牧与种麦的例子。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篇中语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朐，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 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
【注八：张五常，《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于《信报》，转刊于《卖桔者言》，后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无数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九：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中，科斯催促我回到中国去，因为他听到中国有可能开放改革，而他认为我是向中国人解释经济制度运作的最佳人选。几个月后，我听到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位置将会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获委此职，十八年后退休。】
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这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著。
在这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科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菲亚特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科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再详论。
【注十：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ober 1960）.在早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章里，科斯写道：“人们看来不明白的，是联邦传播委员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场出售的，是以一件仪器传达信号的使用权。这样看问题，我们无须想到频率或无线广播的所有权谁属那边去。”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ober 1959），p.33.】
让我跳到二○○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与《再论中国》（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盜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科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注十一：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