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但知识青年返城政策还没有出台，高考也没有恢复，初、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沿袭旧的制度，城市里仍旧使用“留城证”，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张亚勤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妹妹出生后，母亲曾经和张亚勤开过这样一个玩笑：“我们家只有一个留城名额，你留还是妹妹留？”
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似乎太过严峻。但是因为已经上了高中，所以抉择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牙牙学语的妹妹，张亚勤的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是妹妹拿那个名额，他对母亲说：“当然给妹妹。”
恰逢此时，1977年山西美术学校招生，尽管这只是一所中专学校，美术天分不错的张亚勤还是想去报考，考上的话，就可以将留城证让给妹妹，而自己也可以继续学习。历经十年断档后初次恢复招生，考察项目比较简单。张亚勤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
但是，连连跳级的神奇少年选择了美术学校，怎么看都是一种志向屈服于现实的妥协，令周围的人唏嘘不已。考虑再三，张亚勤和母亲还是决定放弃。下一步怎么走？从来都是周围孩子学习榜样的张亚勤毕竟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的茫然是实实在在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跳进了他的视野，彻底改变了张亚勤的学习轨迹，这个名字就是—“宁铂”。
1978年，高考恢复，百废待兴。中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同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从这片荒芜已久的人才荒漠里迸发出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岁的少年宁铂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指示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作为天才少年的宁铂成为新时代的符号。
“13岁上大学”的消息在张亚勤这里轰然炸响，令他豁然开朗。
最先把这件事告诉张亚勤的是他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非常关心张亚勤的成长，同样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一个像宁铂一样的少年天才。
那天一大早，老师拿着《光明日报》来到张亚勤家里。张亚勤的母亲看完对宁铂的报道后，马上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有疑虑的：张亚勤年纪小，读高中尚不满一年，去考少年班，实在是太仓促了些。母亲不由得摇摇头。
老师和母亲不寻常的神情，吸引了正在和小朋友下军棋的张亚勤，他也好奇地拿起报纸。一排醒目的黑色粗体字标题令他莫名地一震，认真读完报道后，“宁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这几个词在张亚勤的心里挥之不去。
“应该说就是那个时候，宁铂激发了我最大的潜力。这之前，我只是读书、跳级，一门心思学习，除了一直都希望能够飞到更广阔天地的朦胧梦想外，从来就没有对将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有过明确的定位。那份《光明日报》告诉了我目标在哪里，自己将要去做些什么！以前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大学生活—校园里成排的白杨、宽阔的操场、摆满玻璃器皿的实验室和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这些画面似乎离我并不遥远。”
第二天一起床，张亚勤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时候距离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而11岁的张亚勤刚上高一不久。要考中国科技大学，意味着他要马上进入高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高中的所有课程。
张亚勤要跳级考少年班的事情一传出来，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个高一的孩子6个月后参加高考，这怎么可能？”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按照规定，只有高二应届生才可以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还有两年的课程需要补。好在学校支持他，校长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先考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师资力量强，考上了尖子班才有参加高考的希望。”
当时距离尖子班的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成功升入高二尖子班。若干年后，谈到那一个月的学习，他说：“当时的功课比较简单，所以一个月学完两年的课程还是有可能的。那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差不多学习接近20个小时。所以，动力很重要，我的动力就是高考，就是中国科技大学。”
接下来的高考冲刺阶段的学习是张亚勤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为了顺利考试，张亚勤在老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制订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学习计划，每天科学地安排时间，系统地学习各科知识。除此之外，在上学的路上、课间活动等点滴时间里，他也要见缝插针地背上几个外语单词，做上一道数学题。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再没有了平日里的逍遥自在，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他都是在埋头苦读。
亚勤的话：
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的思维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一定要上中国科技大学。”明确的目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鼓舞着张亚勤。年仅11岁的孩子，如此的懂事和刻苦，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每晚10点之后，她便硬性要求亚勤必须马上睡觉。可“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张亚勤心中的火焰。即使躺在床上，他还会闭上眼睛回想一些英语单词、一些解题原理……
这种刻苦经历，在张亚勤此后的生活中屡次出现。无论是读研究生时攻克电路板问题、留学时攻克论文，他都会彻底沉下心去，潜心专注于问题。有一次数学课随堂测验，时间是15分钟。发完卷子，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便开始埋头答题，前面的题目轻车熟路，张亚勤答得很顺当，几分钟就做完了，可是最后一道题他从来没见过，一下子卡住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张亚勤心急如焚，他绞尽脑汁，仍旧没有任何思路。最后，他只能空着这道题交卷。下课后，他仍旧念念不忘那道题，直到放学回家路上，他还在想那道题，快到家的时候他还是没想出来，于是，他又转身跑到数学老师家里，把那道题问了个水落石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已经拥有多项专利，张亚勤依旧对那道没有解出的数学题心有不甘，挫败感记忆犹新：“做数学题就如同上阵杀敌，一道题没做，就相当于跑了一个敌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然而，就算他如此拼命，在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
太原的一些学校甚至挂起了“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等标语。张亚勤看到这样的标语，心里难免有了小骄傲，禁不住有些炫耀地指给母亲看。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表扬他，而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都一样。”
这句话让张亚勤躁动的心一下子就跌落到了冰点。他不明白，一直鼓励他的母亲为什么突然浇他冷水。后来，张亚勤才体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担心我在突如其来的荣誉面前迷失了自己，生怕我小小年纪就背负上盛名的压力，母亲只想让我顺其自然地快乐成长。事实证明，母亲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低调沉稳、踏实内敛是必备的人生态度。”
亚勤的话
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重要100倍—如果判断失误，那么其他能力也都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的沟通能力很强，那就更糟了，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你的错误判断影响别人。
岁月荏苒，转眼30年过去，再回首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有惊无险，张亚勤颇多感慨，而对最后考试成功，他也解释说：“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看并不突出。尽管数学得了高分，最后一道附加题只有我一个人解出来。但那道题是我做过的，我最初见到那道题的时候也解不出来，整整想了两天才解出来，要是让我当场做那道题，我根本不可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