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
直至今天，谈起对自己一生影响最深刻的书，张亚勤脱口而出的依旧是五六岁时读过的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如果说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高尔基讲述的是故事，那么对于张亚勤来说，这个三部曲就是他幼年生活的真实描摹。
生于公元1966年—这个年份注定，任何一个个体的命运都无法挣脱当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我外祖父家是盐商出身，祖父是地主背景，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家庭成分几乎宣判了一个家族的死刑。对于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
而这一切还只是张亚勤童年的一部分：5岁那年，身为教师的父亲去世，张亚勤离开太原，回到老家运城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此后的八九年间，他辗转于太原、运城和西安，在母亲、老家和亲戚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即使到现在都很难想象，在社会功能彻底瘫痪的“文革”期间，一个年仅七八岁的孩子独自搭火车、倒长途汽车奔波在几个不同的“家”之间的情景，可这正是张亚勤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缘于此，高尔基成了那个时代的张亚勤最喜欢的作家。“我父亲去世不久，我就读到了《童年》。高尔基也是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和姥姥抚养成人。看高尔基的故事像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今天看，我也许属于‘逆境出人才’那个类型，教育学家认为这种频繁变化的外部环境对儿童身心的负面影响相当大，但在当时，你每天的生活就是那样，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方、换一所学校、换一批朋友，留一级或者跳两级。你的人生在当时就是那样。”
少年天才
亚勤的话：
从小一定要养成独立的能力。独立要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缺少独立，就会形成依赖的惯性，没有自主的思考而过分独立，则可能会导向偏执或自负。
1966年，年轻的新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非常年代。
张亚勤对于五岁以前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山西大学附中教书的父亲极少在他身边，“父爱”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连父亲的长相他也没什么印象。年幼的孩子还不知道“五岁丧父”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缺憾，敏感的他却是能隐隐感受到的。看到别的孩子被父亲呵斥，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也不一样。尽管“文革”过后，张亚勤的父亲被平反了，但生命中的缺憾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多年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一对儿女在自己和太太的庇护下快乐健康地长大，张亚勤自己也意识到了一直在心中积蓄的那种父亲情结：“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亚勤与母亲
庆幸的是，张亚勤有一位不同寻常的母亲，这位早年曾留学苏联的母亲坚强勇敢，乐观积极，在风雨飘摇的政治风暴中，在家庭和自身都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压力的时候，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教育儿子。在同龄的孩子还围着父母脚边转的时候，母亲就放手让亚勤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在亚勤因为一点成绩开始骄傲自满的时候，母亲及时提点，鞭策儿子继续努力。她的胸怀和眼光，在亚勤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亚勤后来的跳级、提前参加高考进入少年班，以及出国留学等等，都受益于母亲很早就开始的对他独立和坚韧精神的培养。
从3岁起，寄居在亲戚家的张亚勤就开始学习给母亲写信，这是他和母亲交流的重要方式。最开始信封是别人代写，信是自己写。母亲的回信总是先表扬，然后在末尾把来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到了亚勤5岁，忙于工作的母亲无法照顾儿子，就打算让他上学。“文革”时期的太原很乱，大街上随时都会上演“武斗”，学校风气也不好，于是，他被送回了姥姥家。
5岁的张亚勤在相对安稳的晋南小城—运城开始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在那里，姥姥带着他度过了三年相对平静、安稳、令张亚勤至今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很温暖的日子，而姥姥也是母亲之外对他幼年成长影响最大的人。
“我3岁能识字就是因为姥姥。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有文化的女性，能识字，会算账，这使得她比同龄女性更为开明。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这句话培养了我的学习能力，使我受益终生。”
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开始给小亚勤买大量小人书。最早是姥姥一边陪他看一边给他讲，后来就不再给他讲了，“想看就自己认字，你自己认识字就不用别人给你讲了。”有了看故事的动力，刚刚3岁的张亚勤就开始学认字。很快他就认识了小人书中出现的大部分生字，能自己读懂《水浒》、《西游记》，还把家里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一遍。
这个时候，尽管还没有因为12岁上大学而被冠以“神童”的名头，但张亚勤过目不忘的本事已经让他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拿一份报纸，张亚勤只要看几分钟，基本就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字不差地通篇背出来。张亚勤称之为“拍照式记忆”。因为这页报纸在他脑子里不是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字符或段落，而是像存在脑子里的一幅图像，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按照脑子里的这幅图像“说出”上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才”。
张亚勤9岁时小学毕业，太原市举行了一场演出活动，他被选去说相声。如今，他已经不记得相声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自己当时没花多少工夫就记住了大段的相声台词，当他一句不差、声情并茂地表演完后，台下掌声雷动，观众都被这个9岁的小天才镇住了。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叫“张亚勤”的孩子有过目不忘的天赋。
这一切都源于和姥姥一起度过的那段启蒙期。每当夜色深沉，就是祖孙俩最安逸的时刻。姥姥在灯下做针线，小亚勤把他白天看到的故事讲给姥姥听。一老一小，一动一静，这是亚勤记忆中很温馨的一个场景。不仅如此，姥姥还找来唐诗、小学语文课本等更难一些的内容给他看，每次他都能倒背如流。姥姥的鼓励、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看各种书成了张亚勤更加努力的动力。看到了孙子的潜力，老人又开始加码：“不要跟着学校的课本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学了加减，觉得不够用了，就学乘除，不用管它是几年级的课程！”这种自小培养起来的“自主式”学习方式一直伴随他后来的人生，即使多年以后到了美国，一头撞进高度自由化、自主化的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系，张亚勤很快就完成了自我调整，在这种教学制度下游刃有余，令见过无数天才的美国教授都为之惊诧。
如果说神童们在智力的起跑线上是一样的，那么最终能够到达彼岸的，一定是那些能够驾驭自己超常智慧的真正的“智者”。
严母教子
5岁之后，张亚勤不仅去姥姥家，也会去奶奶家，有时候他还要被大人安排到西安的另一位亲戚家。太原的母亲家、运城的奶奶家和姥姥家、西安的亲戚家，成了幼年的张亚勤时常往返的地方。长途跋涉是他对自己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灰蒙蒙的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就已经准备好了早饭。这又是一个出门的日子。迷迷糊糊地起床洗漱吃早饭，张亚勤背上书包就去了车站。
一般情况下，总会有亲戚到火车站接亚勤。但在那个依赖信件传递信息的年代，出现意外并不意外。
“7岁那年夏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坐火车去奶奶家。母亲给那边的亲戚写了信，让他们安排人去火车站接站，但没想到他们没能及时收到这封信。我一下火车，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大人，就懵了。那时没有电话，身上钱也不多，再原路回家是不大可能了。想了想，我觉得我记得去奶奶家的路，于是就决定还是去奶奶家。”
几十里的山路，大雨，凭着记忆一路走一路问，整整一天，当满身满脸都是泥水的亚勤出现在奶奶面前，全家人看着这个7岁的孩子都惊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张亚勤怎么能一个人就来了。看着浑身湿淋淋脏乎乎的亚勤，大人们又是心疼又是后怕，但只有7岁的孩子却因为大人们的表情兴奋起来，觉得自己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对呆呆看着他的奶奶笑着说：“我饿了。”长大以后再提起这件事，张亚勤都慨叹：“这件事情给了我勇气，日后再遇到各种困难时，想起这件事，我就明白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孩子的世界总是充满梦想。每次坐公交车，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的公交车司机都深深地吸引着亚勤。在他眼里，公交车司机无疑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开着大车，拉着一车人去这儿去那儿，着实了不起。不过，当公交车司机的梦并没有做多久，张亚勤的偶像又变成了雷锋叔叔，他穿着笔挺的绿军装，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于是，张亚勤又想当兵做雷锋叔叔。而军棋、美术、二胡、乒乓球也都曾经是亚勤一度的梦想，加上聪明，学什么都快，往往是初学的几天搞得轰轰烈烈，等学得差不多了，很快就又有新东西吸引住了他。
“9岁那年，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又开始拉二胡。母亲突然走过来，伸手就把二胡夺了去，并让我站起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能那么呆呆站着。没想到母亲把二胡摔在一边，弯腰就冲我来了两巴掌。没有任何缘由就挨打，我委屈地哭了，这时母亲又拿来我曾经很心爱的画笔和画得还不错的画稿，严厉地问道：‘你看看，这是你的画，你不是说要当画家吗？画了没几天，又迷上了二胡。你到底是想做画家还是音乐家呢？’”
张亚勤这才明白母亲是为什么打他，他从来没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火，母亲接着说：“亚勤，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你从现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
张亚勤一下子就明白了母亲的用心：“其实我母亲一直都想培养我的天赋，她总觉得以我的聪明，只要用心地钻研下来，总会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然而，她却慢慢发现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做事没什么长性，喜欢把所有的学习当游戏，喜新厌旧，没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做一件事情，三五个月过去，一样可以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她很担心，担心长此下去我会成为一个浮躁的人，做事三心二意，最后一事无成。于是，她生平第一次打了我。”
直到现在，母亲含着泪问的那句话一直敲打在张亚勤的心上：“你以后到底要干什么，你没有一技之长，长大了怎么生存？”张亚勤明显感觉到母亲的声音和手都是颤抖的。 从那以后，选择和坚持成为张亚勤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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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世界里发现“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