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搜索技术中心的马维英博士（他曾是台湾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之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电气和计算机工程）闲聊，他说起了自己回中国的因由：一方面是想“为自己的国家作点贡献”，一方面也希望“创造并见证中国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因为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随之而来的机遇也是层出不穷，“错过的话未免可惜”。
1979年，邓小平领导着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其后的2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国内学子怀抱科技报国的理念，到西方发达国家“取经”。到目前为止，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在（或正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了祖国，并开始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个人预计：今后，选择回国工作的海外学人仍将与年俱增，而整体规模日渐庞大的智力资源终会为“中国创造”提供最宝贵的动力。
“海外的华人科技精英心系祖国，只要有机会，一定会为中国的发展竭尽一己之力。”这也是张亚勤自己两度回国工作的重要原因。他始终说，自己的根在中国，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根也在中国。
中外教育差距
当被要求用百分比体现自己身上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响时，张亚勤毫不犹豫地说：“我自己认为，中国教育给我的影响要大些，超过50%。我的知识基础、做人的性格，都是在中国形成的。”
张亚勤坦言，如果留在中国，即使读到了博士，自己也不大可能搞研究，因为“在中国作研究，没有办法做到最好。”这句话很残酷，一针见血，也透露出了张亚勤对中国教育的担忧。
“我对目前中国的教育很有些担忧。十年前我非常有信心，希望看到国内的科研水平与欧美的差距越来越小，但现在感觉这个可能性比较渺茫。现在有种说法：‘中国大学里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像明星，明星越来越像教授。’学校的很多硬件基础设施比欧美都好，但缺少大师级教授，需要更多学者从事尖端研究。在这个关乎大学根本的层面，虽然不能说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拉大了，但至少差距没有缩小。”
张亚勤对中国教育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教育界的浮躁心态在各大高校都明显存在。朱清时院士就提出“官本位导致学术倒退”， 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经历过中西方教育的张亚勤对朱清时院士的担忧有自己的体会：“把学校行政化，教授分级别，学校管理者分成厅级、副部级，对学校的创新是很不利的。教育要有理想，教育家要有理想。目前的教育评估机制是一种急功近利、过度量化、应试的体制。”张亚勤认为，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创新意识远比知识本身来得重要，“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产生思想，学校理应是产生思想的地方。”
正是基于这些清醒的认识和对国内教育现状的担忧，张亚勤一直努力为中国教育建言献策。另外，他也通过在中国多个知名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和校董的机会，为改进中国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作各种努力。
张亚勤也认为对于作研究，高校与企业应该明确分工，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应该更加面向应用。而对于国家的投入方向与大学的研究目标，应该偏向更具长远效益的基础研究：“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忙着做产品，想做公司挣钱，而公司开发的技术又不够市场化。基础研究不够基础，应用技术不够应用。但整体来看，我还是很乐观的，否则我不会在中国建微软全球除美国以外最大的研发机构，不会把那么多重要的研究、项目放在这儿。我们拥有高素质与数量庞大的工程人才、经济发展的活力以及庞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优势所在。”
亚勤的话：
现在部分高校过于浮躁，追求短期目标，看重指标和量化。我经常看到有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宣称他们的发展目标就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旦把拿诺贝尔奖作为目标，就已经出问题了。作为大学的教师和研究者，首先你要喜欢教学生，喜欢你所从事的专业，这样才能为之投入，而这些绝不是可以用一些短期的量化指标来衡量的。现在，一些大学讲求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被引用了多少次、参加过多少国际会议，这些东西一旦量化成考核标准，就会形成一种体制问题。长期用这些数量指标来考评，教育是要出问题的。
长城计划—助力中国教育
200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张亚勤兴奋地赶往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教育部。
当时，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成立3年，成功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所有投入力量的研究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整个研究院的规模已经增长了一倍，研究人员达到140名，每年发表200多篇专业论文。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院的技术成果正开始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
这时候，张亚勤又在构思另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建立中国IT人才的联盟。张亚勤给这个计划命名为“长城计划”。因为长城是传统的中国元素，是永恒的象征，他希望通过“长城计划”，为中国建立坚实、持久的科研体系贡献力量。实际上，“长城计划”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投资到中国的软件开发与教育领域。
早在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之初，即已开始和中国的高校合作。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基础研究机构，研究员们从事研究、发明新技术、写论文、申请专利、作产品转换，甚至还要带学生。可以说，研究院就像是一所大学，与全国高校有着密切联系。最早的时候，研究院主要是去大学里作访问，了解学校的需求，看自己能为学校做些什么；同时，也把研究院正在做的事情介绍给教授和学生。但这种形式显然比较松散，如何体系化研究院与高校的联系，让学生们真正享受到研究院在国际平台上的技术和研发优势？这是张亚勤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张亚勤把自己的想法和教育部沟通，此次去教育部，就是要和教育部商谈开展合作培训的细节问题。
上午8点，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教授已经在办公室等候张亚勤了。周部长曾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还担任过武汉市市长，属于“学者型官员”，作风务实。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后，“长城计划”也基本敲定：微软在今后3年时间内投入2亿元人民币（约合2 500万美元），用于软件开发课程、研发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提供所需设备和教材；另一部分资金则用于新设立的微软博士后奖励基金，以及资助在研究院实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该项目的覆盖范围涉及全国重点高校现有的35所软件学院。
周济部长对此次会谈曾这样评价：“组成如此全面的项目来帮助中国，微软是第一家。我个人十分愿意代表教育部参加这一项目。我希望通过三到六个月的培训上个新台阶。”在众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公司中，微软的“长城计划”无疑是最“不辞劳苦”的一个：不仅出资金，还出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亲自上阵，手把手带学生，这种言传身教的价值不比资金投入逊色。而这也正是张亚勤追求的目标—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仅要服务于微软，更要给中国本土播撒创新的基因，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高手和大师。
2002年6月27日，中国教育部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签署《中国教育部与微软公司合作备忘录》，即“长城计划”。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尧学以及北大、清华、上海交大、浙大和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悉数到场。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也特意赶到北京出席签字仪式。
后续的实施效果表明，“长城计划”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比如，“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模式不同于传统实验室，许多高水平的世界级科学家的加入使这些实验室的学术水平也水涨船高。在一期项目建设的10个实验室中，很快就有8个升级为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
“更重要的是，这些实验室之所以成为重点实验室，不是因为它的设备多么先进、投入多么巨大，而是注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最有影响力的论文、研究项目在学术界的影响、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等等。”回忆起近十年之前的情景，张亚勤依旧不无感慨，在他看来，为中国学生创造机会、提供平台、使这些优秀的人才有机会“改变世界”，是比他自己再多拿多少个奖项都开心的事。
2005年10月28日，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中国教育部续签《中国教育部与微软公司合作备忘录》，是为“长城计划”的第二期。续签意味着双方对首期的合作成果均表示满意。
其实，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对中国教育的支持不只是“长城计划”。
2003年11月20日，微软亚洲研究院与教育部还签署了另一项旨在支持中国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帮助提升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携手助学”项目。迄今为止，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的百间计算机教室已经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超过 10万名信息技术专任教师接受了培训。另外，研究院还在高校建立“微软学生技术俱乐部”、“微软软件教学实验室”，并举办各种活动，来支持和帮助学生学习提高计算机水平。
2009年，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和教育部签署了 “携手助学”二期和“长城计划”三期的合作协议，继续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助力教育信息化、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及人才培养。
张亚勤在谈到这些自己一手策划起来的项目时非常欣慰：
“长城计划，我觉得可能是企业和教育界所有合作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8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包括三个方面。一，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包括对学生的培养、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甚至是对教授的培养。8年来通过研究院的平台，我们培养了近万人，这些人都已经成为中国科研力量的中坚。二，科研的合作、交流，包括举办大型的国际会议。一系列合作计划把很多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带到中国，比如我们每年都会邀请图灵奖、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到中国来，与学生和教授们交流。三，通过这项计划，国内计算机学科、工程学科和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联系，国内的学生不一定非要出国才能接触到世界最顶尖的技术，在微软中国这个平台就可以实现。”
显然，“长城计划”对中国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教育部即向张亚勤颁发了“中国教育特殊贡献奖”。尽管获奖无数，但张亚勤强调，这个奖项对他意义重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能够通过教育事业助力中国的长远发展，张亚勤深感幸莫大焉。
共赢—与中国产业共进退
2009年6月18日至21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在大连召开。在中国软件业的发展过程中，大连可以说是个奇迹。从1998年到现在，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由一个销售收入仅2亿元人民币、出口额仅数百万美元的小产业，一跃成为销售收入总额突破300亿元人民币、出口额突破10亿美元的支柱性产业。
在这次交易会上，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的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无疑是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在众多媒体关于“软交会”的报道中，都提到了同一条信息，即张亚勤在谈到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时，颇有信心地说“中国软件外包业5年超越印度”。
5年内赶超印度？当时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一预言会成真。要知道，印度是当今世界软件外包的第一强国。张亚勤敢于提出这个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深刻了解。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成规模不过才是近几年的事，而且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里发展缓慢，直到2004年左右才逐渐走上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