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是为公司外汇管理的问题。那件事发生在我刚到南方证券后不久，当时我正带着一些人去成都、武汉分公司搞调研。公司办公室来电话告诉我，市外管局来了份《事实确认书》，指出南方证券在2001年存在一系列违反国家外汇政策的问题，要求三天内给予确认答复。我感觉问题严重，但一时又不能赶回，因此让办公室向董事长汇报，请董事长处理此事。为此事我也特意给董事长打了电话，让他接洽并妥善处理此事，希望他能给深圳市外管局领导打个招呼，看能否从轻处理。因为我知道董事长与市外管局领导的私人关系很好，所以当时我还开玩笑地说：“这不是你的哥们儿嘛！请他多给我们点时间和机会。”随后我也没特别过问此事，我相信公司董事长处理这些事情应该不成问题。
没料到刚返回深圳就有人告诉我说，深圳外管局领导发火了，说南方证券不尊重他，对于《事实确认书》南方证券三天内既不答复也不打招呼，并指名让我去一次。我立即带领公司许均华、韩宝兴两个副总裁和有关人员去外管局。我们被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说我们目中无人，并说这些问题尽管是前任班子留下的，但三个月内不解决就是我们的问题等等。说实话，对南方证券过往违反外管问题一事从没有人向我提过，但为了南方证券我只能连赔不是。最终，我的“奴颜婢膝”换得外管局领导的态度转变。他告诉我，上午他已把处罚南方1500万元的意见书签发了，他让我找分管局长，看能否把事态扭转过来。我只能再跑深圳市外管局，联系处理此事。
回来后我找到董事长，我直接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办公室不是把外管局的文件转给你了吗？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没想到董事长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我说：“老阚，你是让我打个招呼，可是我没找到他。”一句话就把我说火了：“你认为这事是我总裁的事？与你董事长无关？”
这是我和董事长合作中遇到的第一件不愉快的事。
第二件事是为资金问题。当时，南方证券短期负债达125.86亿，资金链绷得很紧。2002年10月下旬，我随团中央组织的“归国研修生访日团”去日本时公司来电话说，建行深圳分行停止了对南方证券的隔夜拆借业务，形成资金缺口8亿元。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让他们立即向董事长汇报，并建议他们请市领导给建行打个招呼，让建行给我们新班子一点支持。
从日本回到深圳，分管副市长让我和公司分管资金的副总裁许均华去他办公室。我原以为是商量解决南方资金问题，没料是一顿训斥：“老阚，南方自营规模为何增加？南方的客户保证金为何大幅度减少？让你把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分开管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做？告诉你，这样下去你是要负责任的。”
我到南方证券才几天啊？因此我一听这话就火气直蹿脑门。
面对市领导，我强压怒火让自己冷静，解释说：“市长，这些情况不知是谁向你汇报的。我原以为今天你约我们来是商量解决南方证券的资金问题，没料是谈这些问题。我手头没带相关资料，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到南方证券后，没有下过任何增加南方证券自营业务的指令！如果查出，你可以处分我。你提到的保证金减少问题，这是一个行业性的问题。据全国证券业协会调查，由于新股认购方式的改变和市场不景气，全国证券行业减少保证金达三分之一以上，而南方下降比例比全行业要小。还有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分管的问题，我已多次说过南方证券的几只重仓股分散多个部门账上，如分管则可能会出现竞相抛售的问题。竞相抛售一旦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如果领导执意要分，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事，但我必须把可能的后果讲清楚。”
市领导一听我针对性的回答，语气缓和地说：“你这一说我能理解，我也是搞金融出身的，那你说南方资金问题怎么办？向我要15亿，我手头哪有这笔资金？”
回途中我问许均华15亿是怎么回事，才知此前董事长已去过那里。董事长神色严峻地对领导说：“这次我告诉你，南方的资金链真的断了。如果还有点希望我也不会找你。老阚扩大自营规模，导致已经紧张的资金更紧张。现建行资金再一断，真没招了。你市政府要么现在拿15亿买药的钱，如现在不拿那就准备拿100多亿买棺材的钱！”
我听后非常生气，因为去日本之前，董事长还煞有介事地找我到他办公室，递上一支烟，问我对市场前景怎么看。他说如果我看好就多组织点资金进场，说：“南方证券不这样干还有啥招？”
第三件事是南方证券干部任免问题。我到南方证券后，深圳证管办主任代表证监会到南方宣读我和贺云的高管人员资格批复文件。在会上明确，南方证券的业务干部必须由总裁室任命，强调按《公司法》、《证券经营机构管理办法》和《南方证券公司章程》办事。考虑中国国情，会后我主动与董事长、党委书记商量南方干部任免的问题，明确了今后涉及公司中层干部提拔任免事项总裁室将提请公司党委会审议，而一般性干部的调动或降职使用则由公司总裁室决定。
一天，公司人事部经理找我，说他不想干了。我问起原因，他委屈地说被董事长狠狠地训了一顿，说他严重违反干部管理规定，不适合做人事工作。原来，公司有一个总部级正职干部从上海财大培训回来，一直没有合适的岗位安排，而该同志主动提出降一级回北京分公司担任副职。总裁室办公会议同意了他的申请，人事部据此下了文件，但董事长为此不高兴，就训了公司人事部经理一顿。我找了董事长、党委书记了解此事，他先称没与我达成过关于干部任免问题的默契，后又说搞错了。为此我也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今后涉及这方面问题应直接找我，即使做错了什么要训也该训我，而不是具体办事的干部。那是我与董事长之间唯一一次非常不客气的对话。
第四件事是为了召开公司工作会议的问题。总裁室定于2002年1月下旬召开南方证券2003年第一次业务工作会议。我与董事长商议此事，他提议召开一次党政联席会议，让我汇报系统业务工作会议筹备情况。我对此表示同意。
在党政联席会上，专职党委副书记提出会议名称应改为工作会议，会议内容也不能光谈业务，而是要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手抓，并提出会议能否在春节之后召开。其他与会者随后纷纷发表意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同意把业务工作会议改为工作会议，但认为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为好。因为这是一次年度例会，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开的。
最后，董事长也不与我商量，就自以为是地总结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把会议改为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与业务工作会议可是不一样的哟！会议内容不一样，组织也是不一样哟！我看请副书记作一个党建工作报告，我代表董事会作一个报告。小蒋（监事会办公室主任）你问问监事长，是否请他也作一个报告。工会工作也很重要，老张你也谈谈工会工作，盖书记谈谈纪委工作。工作多，会议时间就多开一天，不过这样的话，这个月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我看请党办、董办和总裁室联合组织一个会议秘书处，把会议筹备得充分些，会议放在春节后开。”
我听了董事长的归纳总结，就问：“这是归纳大家的意见，还是自己的意见？我听到的大家意见是，会议名称如何定都可以，但会议还是春节前开。你刚才说的那个会议议程，哪是工作会议？哪是以业务工作为重点的会？我看是个大杂烩！这个业务工作会议我们自己召开了，你们那个政治工作会议慢慢去筹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