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外迁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迁移现象是中原汉族人口大量流入东北和凉州，与鲜卑、匈奴及氐、羌杂居。还有一部分汉民为了逃避战祸和受凉州战败西奔的统治者的威胁，移居高昌等地。《北史·高昌传》载：“国有八域，皆有华人。”再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随着内地与西域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为了商业利益，也有不少汉族商人西迁。这些西迁的汉人受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生活习俗逐步胡化，但总的来讲，这仅仅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个非主流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构成了民族间交往以至融合、同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历久不息、奔流不止，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为隋唐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文明进程上升不少，同时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汉族在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如汉族原来是席地而坐的，此时推广使用北方传来的“胡床”，为汉族家具的丰富提供了借鉴。中原的文学艺术也在这个时期补充了质朴刚劲的“胡歌”“胡乐”等因素。
思想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后思想勃发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哲学、文学、艺术等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标榜虚无玄远，名为“清谈”。玄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潮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他们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庄子》为经典，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生活放荡、不拘理法、喜好虚无之谈。
1.哲学思想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朝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玄学既玄远又现实，既抽象又具体。魏晋玄学家探讨的主题，是理想人格问题，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他们和汉朝经学家拘泥于君臣父子之道不同，他们是醉心于人格的完美。魏晋玄学家轻视世俗名利而重视精神高洁的境界，对于修身养性具有进步意义。他们这种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充分平衡，通过自我调节身心，保持内心的平静充实，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于指导我们的现代生活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哲学上魏晋南北朝一直存在着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斗争，东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唯物主义神灭论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神不灭论的方面来。汉魏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既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又传播大乘空宗般若学的理论。由于大乘空宗的唯心主义思辨和“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颇有相近之处，所以二者很快结合起来。佛教由于适合了门阀士族统治集团欺骗人民和自我麻醉的需要，竟凌驾于玄学之上，风靡一时，僧肇、道生等人以其与玄学融合的理论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就在佛教唯心主义泛滥之际，东晋南北朝时期也先后涌现出一批反佛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范缜。他写了著名的《神灭论》，从形、神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形质神用”的命题，给佛教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以沉重的打击，把唯物主义的形神关系理论推进到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个时期道教也被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利用，佛道二教既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又有互相争夺宗教正统地位的斗争。
2.文学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成长着，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来看：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小说在这时已粗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建安开始的，其终结应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标志。从196年到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他们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正始文学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其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文学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诗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最具代表的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其恬淡邈远、宁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表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他是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他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