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散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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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17)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拼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387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388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389,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390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K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391,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392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章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393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

“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394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天上地下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395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396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397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

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398。释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就完结了。

五月十六日

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十九夜补记

文章与题目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399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400,做了第一种。李自成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401氏之先,原是轩辕402黄帝第几子之苗裔,遯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403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404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四月二十九日

附记:

原题是《安内与攘外》

五月五日

航空救国三愿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405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406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

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407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408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

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