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杂文经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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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且介亭杂文(2)

我们如果到《文选》里去找词汇的时候,大概是可以遇着“文人相轻”这四个字的,拾来用用,似乎也还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先生已经在《自由谈》(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谓“文人相轻”者,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至施蛰存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或魏金枝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491,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

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也不必恰如那时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

四月十四日

再论“文人相轻”

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真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能有多少呢!我们在近几年所遇见的,有的是“以其所短,轻人所短”。例如白话文中,有些是该屈难读的,确是一种“短”,于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语录,向这一点昂然进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来,暴露了他连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短”得很。有的却简直是“以其所短,轻人所长”了。例如轻蔑“杂文”的人,不但他所用的也是“杂文”,而他的“杂文”,比起他所轻蔑的别的“杂文”来,还拙劣到不能相提并论。那些高谈阔论,不过是契诃夫(A.Chekhov)所指出的登了不识羞的顶颠,傲视着一切,被轻者是无福和他们比较的,更从什么地方“相”起?现在谓之“相”,其实是给他们一扬,靠了这“相”,也是“文人”了。然而,“所长”呢?

况且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

然而,又有人来恐吓了。他说,你不怕么?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492(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五月五日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文人相轻”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话。如果自己是这局面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轻则是轻人,他决不用这对等的“相”字。但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也可以拿这四个字来遮掩一下。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战术,所以这口诀还被有一些人所宝爱。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在先,当然是“轻”。

“轻”之术很不少。粗糙的说:大略有三种。一种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这形容自然未免过火一点,然而较文雅的现象,文坛上却并不怎么少见的。埋伏之法,是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惟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说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此外,已经把别人评得一钱不值了,临末却又很谦虚的声明自己并非批评家,凡有所说,也许全等于放屁之类,也属于这一派。

一种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面把不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漫骂”,一面又竭力宣扬自己的好处,准备跨过别人。但这方法比较的麻烦,因为除“辟谣”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观的,所以做这些文章时,自己得另用一个笔名,或者邀一些“讲交道”的“朋友”来互助。不过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会变成保驾的打手或抬驾的轿夫,而使那“朋友”会变成这一类人物的,则这御驾一定不过是有些手势的花花公子,抬来抬去,终于脱不了原形,一年半载之后,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么花头去,而且打手轿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饱满,是没法维持的。如果能用死轿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来抬,再请一位活名人喝道,493自然较为轻而易举,但看过去的成绩和效验,可也并不见佳。

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抛头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要时髦些,就可以说是“批判”。尤其要紧的是给与一个名称,像一般的“诨名”一样。因为读者大众的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评”或“批判”者同仇敌慨的,一篇文章,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了。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上,这法术,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却很小。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494——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可惜我们中国人并不怎样擅长这本领。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关东觥觥郭子横”495,“五经纷纶井大春”496,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直到后来的讼师,写状之际,还常常给被告加上一个诨名,以见他原是流氓地痞一类,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镜,即使毫无才能的师爷,也知道这是不足注意的了。现在的所谓文人,除了改用几个新名词之外,也并无进步,所以那些“批判”,结果还大抵是徒劳。

这失败之处,是在不切帖。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现在却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时之所谓恶名,摔了过去:或“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或“破锣”,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怕一个不够致命,又连用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怕一人说没有力,约朋友各给他一个;怕说一回还太少,一年内连给他几个:时时改换,个个不同。这举棋不定,就因为观察不精,因而品题也不确,所以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虽然也许博得市侩们的一笑,但他们是决不因此就得“猪猡阿四”或“乌龟阿五”的诨名的。此理易明:因为不切帖。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497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连称号或诨名起得不得法,也还是因为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八月十四日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手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498式,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499。

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酱,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如果这推测并不错,文坛上可又要增添各样的罪人了,因为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总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点特产的赠品。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有的卖穷,或卖病,说他的作品是挨饿三天,吐血十口,这才做出来的,所以与众不同。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500的《陈情表》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衔烟斗,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姑且叫他“卖俏”罢。

不过中国的社会上,“卖老”的真也特别多。女人会穿针,有什么希奇呢,一到一百多岁,就可以开大会,穿给大家看,顺便还捐钱了。说中国人“起码要学狗”,倘是小学生的作文,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几十年,新闻上就大登特登,还用方体字标题道:“皤然一老莅故都,吴稚晖语妙天下”;劝人解囊赈灾的文章,并不少见,而文中自述年纪曰:“余年九十六岁矣”者,却只有马相伯501先生。但普通都不谓之“卖”,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

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502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503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为例——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天津《大公报》的《小公园》,八月十八日。)

“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斗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