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杂文经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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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南腔北调集(2)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338;三月一日《大晚报》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当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339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A.E.A.R.(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340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341为德来孚斯打不平,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342;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信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

“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

“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重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偶  成343

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

“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沈姓家以中人之产,迁延未决。讵料该帮股匪乃将沈和声父子及苏境方面绑来肉票,在丁棚北,北荡滩地方,大施酷刑。法以布条遍贴背上,另用生漆涂敷,俟其稍干,将布之一端,连皮揭起,则痛彻心肺,哀号呼救,惨不忍闻。时为该处居民目睹,恻然心伤,尽将惨状报告沈姓,速即往赎,否则恐无生还。帮匪手段之酷,洵属骇闻。”

“酷刑”的记载,在各地方的报纸上是时时可以看到的,但我们只在看见时觉得“酷”,不久就忘记了,而实在也真是记不胜记。然而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例如这石塘小弟所采用的,便是一个古法,见于士大夫未必肯看,而下等人却大抵知道的《说岳全传》一名《精忠传》上,是秦桧要岳飞自认“汉奸”,逼供之际所用的方法,但使用的材料,却是麻条和鱼鳔。我以为生漆之说,是未必的确的,因为这东西很不容易干燥。

“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唯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这是所以威民,也所以除奸的,然而《老子》说得好,“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有被刑的资格的也就来玩一个“剪窃”。张献忠的剥人皮,不是一种骇闻么?但他之前已有一位剥了“逆臣”景清的皮的永乐皇帝在。

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

但是,对于酷刑的效果的意见,主人和奴隶们是不一样的。主人及其帮闲们,多是智识者,他能推测,知道酷刑施之于敌对,能够给与怎样的痛苦,所以他会精心结撰,进步起来。奴才们却一定是愚人,他不能“推己及人”,更不能推想一下,就“感同身受”。只要他有权,会采用成法自然也难说,然而他的主意,是没有智识者所测度的那么惨厉的。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里,写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

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

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幸福者,向来只怕“奴隶造反”,真是无怪的。

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在现代,枪毙是早已不足为奇了,枭首陈尸,也只能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而抢劫,绑架,作乱的还是不减少,并且连绑匪也对于别人用起酷刑来了。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九月二十日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尝慨乎言之,曾出一联,索人属对,道:“三鸟害人鸦雀鸽”,“鸽”是彩票,雅号奖券,那时却称为“白鸽票”的。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

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344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345,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346,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347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348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