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杂文经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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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二心集(1)

序  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278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279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280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281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282,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283,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