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主体的创作意识，始于主体内在的言说、书写表达动力，而写作中，则总会在字里行间显现作者所置身的社会现实，总会透露作者文化、知识结构的大致背景。回想我在时断时续地写作此书的十多年过程中，写作之内驱意识与写作赖以进行的外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可用时下的流行词——“互动”概括之。即，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与置身于其中的，也必然要与之产生紧密联系的社会存在的互动。
在对文化、人文先贤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常扪心自问：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因为，我的青少年时期，即学习的大好光阴，是处于“文化中断的时期”(1966—1976)。我们这一辈人的成长过程，曾遭遇学业中断多年、“文化价值”观长期迷失等缺失，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人文教养等不能说没有先天的缺陷。然而，也正因为深感先天不足，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才愈益注重后天的努力。
与许多国人一样，我第一次知道李叔同，源于《送别》这首歌曲，源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不多言，但喜欢唱歌。在那些特殊的年代，父亲命运多舛，我自懂事起，常常可感受到家庭的沉闷氛围。母亲亦经常以她低吟的歌声来排遣家庭中的忧郁气氛。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她经常在家里吟唱两首歌曲——《天伦歌》(钟石根词，黄自作曲)和《送别》。歌曲予我非常强烈的、别样的审美感受，与其时的“文革”歌曲完全不同！
……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我问母亲，《送别》是谁创作的，她说是一位叫李叔同的人。母亲告诉我，她读小学时，这首歌曲是学校的校歌。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时期，有关李叔同的小说、传记开始出现，才让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这位文化奇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至90年代初，有关李叔同的传记、专题研究日益丰富，但未见对他的作品与文艺观、文艺思想作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此时，我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深造，因所学专业及个人的学术兴趣所在，故萌生了以李叔同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初衷。90年代后期，我开始收集、阅读有关李叔同的资料，而后开始有关的研究、写作。至2000年后，开始发表阶段性的论文成果。
且不计已经付梓的这本研究成果有多少学术价值或阅读价值，该专著的写作、出版过程，如没有他人的各种帮助与支持，是难以完成的。我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同学陈勇(以后读博时为蒋孔阳先生的关门弟子)，从中国近、现代美学发展史的视角，给我提出了非常精辟的意见，我在本书中已将其采纳。2007年秋，当我们在上海会面时，他还特地将自己收藏的汇集了李叔同多种作品的文集交我带回，以便我的写作有可靠的作品文本。女儿蓁蓁一直关心我的研究和写作，她在大学学习期间，随时注意收集与我的写作相关的书籍，假期回蓉时，将其带回供我参阅。近几年来，在科研工作中、在写作中，我经常这样想：我的研究、写作如也能算是“学有所得”，其所得之源，则是难以忘怀的“两校”(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那些可敬的、曾经教授过我的专业课老师。我所供职的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程显煜院长、陈家泽副院长等，也对该书的写作提出了期望和中肯的意见，并为其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罗明
2011年5月于锦城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