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传统人文教养的守望
“人文教养”是一种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它贯穿于社会的人文精神及教育制度中，它也是反映或体现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广义而言，“人文教养”是指人的文化和品德修养，以社会个体的人文秉性构成而言，更多的是个人修行的养成；而所谓“人文教育”，其所指则更侧重于社会的制度性培养、教育过程。
李叔同之所以具有一种文化人格魅力，有多种原因，其主要缘由，还是他所秉持的深厚的传统人文教养以及在身处文化断裂时代，对这一传统人文教养的守望。“守望”，意味着在急速的社会变迁、转型过渡时期，于“家国困穷，百无聊赖，速了此残喘，亦大佳事”的无前途、无希望的迷茫中，于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士”成为“道”的承担者、守持者、传承者。从孔子始，中国的“士”及以后的知识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守望着传统人文教养之“道”的。
李叔同留下的文本中充满诗意且富有灵性的内在体悟，贯穿了“穿越时代精神迷失、彷徨的独立意识”和“穿越‘存在’处境限制的‘此在’选择”，是个体的必然觉悟及选择。精神探寻的“澈悟”是其核心。独具个性意义的文化人格，蕴涵着民族精神文化的另类经典价值，体现了一种“既熟悉亦陌生”的已渐渐远去的人文教养，似乎已是“不可还原的精神价值”。
优秀教师的教学艺术必融汇着自身的知识修养、人格禀赋和情感经验。朱光潜先生曾在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他是子恺的先生。在许多地方，子恺得益于这位老师的都很大。他的音乐图画文学书法的趣味，他的品格风采，都颇近于弘一。”学生既承师之学识亦秉师之风范，能有如此深厚的影响，说明李叔同“言教之余盖以身教”的艺术教育的巨大成功，特别是他在审美教育中一以贯之的“以德感人”、“以德为表率”的文化人格魄力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他在艺术审美教育中的嘉言懿行，体现了一种道德价值标准。李叔同的影响，也体现在当时的杭州浙江一师及以后的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体现在那样一种特定的人文教育氛围中。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刘大白、王任叔、刘薰宇等名师硕彦，形成了一个“人文教养群体”。这批饱学硕儒倡导先进开放的教育思想，提倡治学民主、学术自由，特别注重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等人文教育。教师们在课堂上或课余时间，常向学生们讲授关于人生、社会、民主等话题，进行开心智、启觉悟、求真理……如此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从而享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在今天来看，它是一种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文教养。它所蕴涵的深厚、优秀的传统伦理教育使我们有久违的陌生感，而它所具有的现代教育科学精神的脚踏实地在今天已不多见。
一、“礼”“乐”精神贯注的人文教养
“人无文化教养必物化！”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既有优秀的精华，亦有糟粕。传统文化中，有关人文教养的文化特质，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即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体系；以“礼”为中心的教化体系；以“乐”为中心的陶冶、感召形式……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即：做人没有仁爱之心，礼仪对他有什么用呢？做人没有仁爱之心，音乐对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传统人文教养虽然有诸多内涵，但它主要是一种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乐感文化。以“礼”、“乐”作为人文教养的具体内涵、核心，通过“礼”、“乐”的教育，培育一种高尚的人格，秉承了如此高尚文化人格的人，也是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的人。这一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古代文化传统，非常鲜明地凸显出以人为主旨，以伦理为本位，以儒家学说为主线，充满着浓厚的东方人文主义精神。
礼，即周礼。李泽厚说：“一般公认，它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周礼’就具有这种特征。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礼，作为社会行为的基本制度规范，有合理、积极的基本成分。儒家在政治教化上主张先养而后教。“礼禁于未然之前”，依然是消极的。而“乐”顺民众的感情将萌未萌之际，加以合理的鼓舞，在鼓舞中使其弃恶而向善，则是没有形迹的教化。
乐，从古代人文教养看，是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在中国古代，是指器乐歌舞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在孔子之前的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中，“乐”，在人文教养的功用上，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体现在“乐”与“和”的关系及“乐”与“德”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乐者，天地之和也”，即“乐”之“和”是宇宙之“和”的表现。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整个宇宙是由阴阳的对立统一所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乐”之“和”不过是宇宙之“和”的表现而已。由生理感官上的“和”进而到心、到精神之“和”，甚至整个自然和社会的“和”——中国古代美学追求的最高的“和”，最高的美。“乐”与“德”的关系，指“乐”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所起的作用，是美与善的关系在“乐”这一综合艺术上的表现。“乐以安德”，正是“乐”在精神上的陶冶作用于政治伦理的规范性。“乐”是“德”的表现，即“美善同一”，感官享受与神圣严肃的社会意义有了紧密联系。
“礼外也”，“乐内也”。礼，侧重于社会的外在规范；乐，直接诉诸人的内在心、情，从而与“礼”相辅相成。“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所以他说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话。”孔子进一步将诗、乐、礼三者并立，作为人文教养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即君子修身从学诗始，最后的完成还在于乐。乐，是高尚人格完成的境界。“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民族的礼乐精神始终贯穿在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可贵的民族人文精神传统，亦成为我们当代人文精神重建的精神资源。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和璀璨文化传统的民族，它的“人文教养”亦应代代相递形成传统，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博雅家风”。
中国的乐感文化，以天、地、师、君、亲等为基本的社会关系维系。传统礼教有一整套行为准则作为规范，应批判地继承。
身处文化断裂时代，李叔同作为从中国封建传统礼教文化的浸润中游离出来的“士”，一方面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获得了解除封建科举进身樊篱秩序的解放；另一方面，封建制度文化体系的解体，传统旧文化的瓦解、转型和断裂，造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均处于分崩离析的散失境地。变革动荡的时期，延续了几千年的诗、书、礼、乐等文化传统，随着“士”的制度性生存的瓦解而随“士”的流散，也流布于社会。像李叔同这样的“士”，自幼受礼乐教育的熏习，熟读经传典册，置身于纷扰的时代，传统人文教养的传承就这样历史地赋予了如此的社会个体。
李叔同在1922年4月初六于温州写给侄子李圣章的信，历叙出家前后情况，可见其时之心迹。
圣章居士慧览：
二十年来，音问疏绝。昨获长简，环诵数四，欢慰何如。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以四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凡油画、美术、图籍，寄赠北京美术学校(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音乐书赠刘质平，一切杂书零物赠丰子恺(二子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布置既毕，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学校夏季考试，提前为之)，七月十三日剃发出家，九月在灵隐寺受戒，始终安顺，未值障缘……
释演音疏答四月初六日
此札写于李叔同出家后的1922年，所叙虽简明扼要，细读之下，亦可探其心路历程之一斑。历来认为，此信札是研究李叔同的重要史料之一。
李叔同信中提及在杭州“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近10年的岁月，从事音乐及绘画美术教师的任教生涯。他自感“私心大慰”，之所以感到欣慰，在于经他所教授过的学生有数千人，遍及江苏与浙江一带。其实，如细考之，亲身接受过李叔同传道授业并秉承其“礼”、“乐”精神的学生，进入社会后，也并不限于这两个省。其中“英才”蔚出，如刘质平、丰子恺、吴梦非、曹聚仁……因此，他欣慰地感叹“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其所言“足以承绍家业”，即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期，以自我学高之“师”(学识)、身正之“范”(品德)，既传授现代西方的文化艺术，也传授民族传统“礼乐精神”蕴含的人文教养。这是李叔同“弘扬文艺之事”之宗旨，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条件下，以他个人秉承的资质才智，他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做到了！所以，他自认为“至此已可作一结束”。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弘扬文艺之事”，至少在日本留学时，李叔同就萌发了这一志向。1905年10月，他在日本写给杨白民的信中，谈到日本现代音乐研究的状况：“彼邑学界程度，实在上海之上。去年设专门音乐研究所，生徒已愈二百，盛矣。”可以说，这是于文化断裂时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世纪初时，禀有传统“礼乐精神”的中国知识人中的“这一个”，感受到现代新文艺、新思想之激励，从而产生的感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