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蒋介石部署“大西南防线”
★作战时间 1949年11月30日至12月30日
★作战地区 四川省成都地区
★作战目的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自1949年11月初开始进军西南以来，以大迂回、大包围动作，先后解放了湖北省西部、贵州全省和四川省东部、南部广大地区，并从东南西三面逼近成都，以达全歼成都地区胡宗南集团，解放四川全省。
人民解放军自渡江作战至1949年10月，先后解放了华北全境、华东大陆地区和西北、中南大部地区，团，即胡宗南部和白崇禧部分别向西南撤退，准备纠合其西北、西南、华南、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残兵败将，全部组织起来，以胡、白两大军事集团为骨干，建立陆上和海上的基地，以作最后的挣扎。尚待解放的大片地区只有西南地区。国民党残存在大陆的两个主要集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5省区，山脉横亘，川谷交错，除四川盆地外，其余多为山地和起伏连绵的丘陵，地势复杂、险要。为稳定西南局势，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会晤胡宗南、宋希濂等党政军要员。
一下飞机，蒋介石就发表讲话，说：“今日重庆将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之使命。”
蒋来到重庆，住进了抗战时期曾住过的山洞陵园，以示与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负责守卫大西南的主要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这次来就不要走了，长期住在重庆，“使之成为反共复兴基地”。将领们的心意，蒋介石完全理解，但此时蒋介石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知晓。蒋介石看完将领们的上书后说：“我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要由我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
蒋介石这次到重庆，为了稳定军心，硬着头皮住了28天，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南防务，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但好些人已经感到蒋介石不再具有以前的威望了。事后宋希濂说：“蒋介石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
就在蒋介石来重庆之前，“保卫西南的主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曾在汉中与蒋做过彻夜交谈。胡、宋认为：为了保存实力，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等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缅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南。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通至滇、缅、泰连境。为考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甸政府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要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
但蒋介石拒绝接受胡、宋二人提出的方案，蒋认为：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将完全丧失其国际地位。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笼络。
蒋介石决意经营西南，为此29日，蒋介石召集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开会，川、黔、康各省主席及各军事将领到会。会议决定：“以云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共军周旋。”（《蒋经国自述》，第285页）遂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所谓“大西南防线”。在华南，白崇禧部队阻止解放军进入两广；在西南，胡宗南等部扼守秦岭、巴山，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以较弱兵力宋希濂部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此外，在川康云贵境内，还布置若干机动部队。总的战略方针是：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等待国际事变，企图卷土重来。
9月中旬，蒋介石先后由重庆飞抵成都、昆明，部署军事。
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办公。
2、 刘邓发出川黔作战基本命令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环境条件和西南敌情部署的特点，早在1949年5月23日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诸敌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9月12日，又进一步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基于这样的方针，对第二野战军的行动又先后作了具体的规定：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南就势于10月出广东，而后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鄂西，挺进叙府（宜宾）、泸州、重庆之线，直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而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建设西南，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部署，第二野战军全军立即转入了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
在中共中央军委下达进军指示的次日，刘伯承、邓小平就召集了第二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后勤工作等问题。会后颁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立即开展三项工作：
一是进行进军必要性的教育。向大家指明敌人的残余力量还存在，企图垂死反抗，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就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要发扬以往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各野战军共同继续进军，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
二是明确进军的目标。指明这次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7000万人民，以及西南在国防地位、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地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消除一切骄惰、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不良情绪。
三是大力加强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在树立进军西南的光荣感和明确任务艰巨性的基础上，做好一系列的保障工作，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熟练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指示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实行科学分工和随时了解、掌握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深入基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以此来保证新的进军任务的胜利实现。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命令规定：第二野战军主力（除第4兵团）的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后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贺龙部队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具体行动分为3个步骤：首先，第3兵团以车运由浦口经徐州、郑州到武汉，再徒步至常德、江陵、枝江地区集结就补，第5兵团由上饶车运到樟树，再徒步经长沙至邵阳、武冈、湘潭线集结就补。其次，第3兵团攻取遵义、彭水、黔江线，第5兵团攻取贵阳。最后，第3兵团直出泸县、江津，第5兵团直出宜宾、纳溪，顺势迂回重庆，控制川东，完成南面兜击的任务。
3、 重庆解放，成都待攻
国民党政府由广州飞往重庆后，10月底，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攻打大西南的战役。蒋介石对解放军攻打大西南并不感到意外，令他头痛万分的是解放军声东击西的战术，让他判断不清我方的主攻方向在哪儿。
在鄂、湘全境解放而西南开始告急的情势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于11月上旬致函蒋介石，称：“渝东、黔东军事虽有布置，尚无把握，非钧座莅渝，难期挽救。”（《蒋经国自述》，第303～304）蒋介石不得不于11月13日由台北再次飞抵重庆，“明知其挽救无望”，仍去“主持残局”。（《蒋经国自述》，第303～304页）
11月15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防御和迟滞共军进攻的策略。
然而，蒋介石召集的这次会议，并没有议出什么高招。除了消极防守外，就是炸。以破坏道路来阻滞人民解放军攻势，实在是穷途末路者的绝望举动。
随着前线不断失败的消息传来，重庆的情况一天天紧张起来。
蒋介石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分析，重庆很快会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于是决定放弃重庆，逃往成都。他一面命令毛人凤赶紧派人进行爆炸和屠杀，一面让阎锡山把“行政院”办事机构迁往成都。
11月30日早晨6时，蒋介石逃离了重庆这座曾让他心醉神怡的山城。
就在蒋介石慌忙乘飞机从重庆飞往成都的当天，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陪都重庆，回到了人民手里。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重庆。
重庆一解放，刘伯承的眼光就盯住残敌麇集的成都。
由于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的迅速解放，蒋介石不得不再次收缩兵力。他命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团主力在桂粤边境被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歼灭。西南境内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和气馁。西撤之敌，在正面迟滞解放军行动；命令胡宗南、张群等部，悉数退向成都，企图向西康和云南逃窜。这时候，华南方向的广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白崇禧集刘伯承、邓小平坚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决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12月6日，令第5兵团主力及第10军抢占乐山、青神、浦江等地，从南面兜击敌人，并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又令第3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同时，电告贺龙、李井泉率领所部越过秦岭，兼程南下，由北面压向敌人。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争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积极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11月21日，他们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对业已起义和投诚的武装，一律暂不编散，不收缴武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这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先起义的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同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他们的起义对蒋介石“大西南防线”的瓦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刘文辉等人的起义，对我军胜利进行成都战役、围歼胡宗南集团、加速大西南的解放，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4、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经营多年，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蒋介石一方面利用他们来统治四川，一方面又视他们为“异己”，千方百计地削弱其实力。
1946年国民党整军，蒋介石下令将刘文辉的第24军缩编为1个师。刘阳奉阴违，一个兵也不肯减。蒋介石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央蒙藏委员会”主任，企图架空他，也遭到拒绝。
1948年邓锡侯任四川省主席时，蒋命令他调运10万担军粮供前方使用，遭邓拒绝，蒋一怒之下逼邓辞职，让其亲信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只得挂了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之职，位在张群之下，也只是个空头衔。幸亏他的老部队第95军还听他指挥，邓锡侯只得赋闲在家，等待机会。
潘文华是刘湘旧部，曾任第28集团军司令。抗战后期因不肯配合蒋介石打击刘文辉，被蒋介石调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部队全被蒋介石调走。1948年7月我军攻克襄樊，蒋介石将责任归咎于他，撤去他的主任职务，与邓锡侯一样只挂了个空头职务。
这些川军将领在红军长征时期曾与红一、四方面军作过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他们与我党和进步人士有了不少接触。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刘文辉，使刘的思想有很大转变。
此后，周恩来派地下党员王少春到雅安建立秘密电台，延安的文件源源不断传来，使刘文辉对共产党的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邓锡侯在抗战时期与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等人都有交往。1949年初，邓锡侯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正为自己的前途踌躇矛盾时，中共川东地下党派党员刘连波同志来做工作，向邓介绍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民盟主席张澜也给邓锡侯写了密信，要他及早准备起义。中共地下党员田一平曾在潘文华身边担任机要参谋多年，方针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使他深受潘的信任，对潘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间，我军相继解放西北和中南地区，战争重心已开始转向西南。刘文辉认清了形势，密电中共中央表示要率部起义，并向中央请示今后行动。周恩来复电刘文辉，指出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起义，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文辉向邓锡侯、潘文华转达了周的意思，他们3人决定密切配合，待解放军到来时组织起义，并研究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11月29日，蒋介石由重庆逃到成都，胡宗南部主力也相继到成都附近集结，准备在川西顽抗。成都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30日下午，蒋介石在成都北校场召集张群、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开会，部署川西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