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小众被套上独立音乐的光环，要么流行被成为庸俗文化的代言人，否则就没有市场与听众，这就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这场演出有着一个让人费解的文案：越草根越大声。这显然很荒诞，因为他们唱得一点也不大声。
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呓语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美国公民来到了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某家茶馆，在他打算吃顿便饭就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餐厅痴汉出现了。他牢牢揪住这个美国人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的独白，深情地讲述了他曾经为之奋斗的美国梦，以及这个梦最后破灭的过程：他是如何意气风发地从普林斯顿毕业，如何进入顶级的评估公司就职，如何爱慕着一位美国姑娘，最后又如何在“9?11”事件后看清了美国的本质而回到巴基斯坦的。
这个老套的故事之所以让人厌烦，根本就在于，“美国梦”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如果说它曾经存在，那也是上世纪的事情。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它曾经鲜活地存在过，让一代美国青年沉沦其中。在资本主义向前一路猛跑的时期，它曾经是无数美国人奋斗的源泉——但那仅仅属于美国人本身。在这片新大陆之外的地方，这个梦就像是口口相传的段子，只是一场自得其乐的意淫罢了。在21世纪的今天，当这个国家的文明被放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剖析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了半遮半露的挑逗，梦早就没了，只剩下你情我愿的交易。
如果说一个普林斯顿的高材生压根就没看清楚这个事实，那只是因为他被涂抹上了民族主义的眼药。一个巴基斯坦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无法突破加之于他身上的桎梏，在“9?11”之后反而觉得自己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战士，在它即将侵略自己祖国的时候无动于衷，并为此感到迷茫和痛苦。他最后回到了巴基斯坦，与其说是因为他发现了美国的真相，不如说是他自觉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召唤。
但事实上，美国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它最核心的精神从来都是被爱国主义和道德主义所围绕。那些多数人眼里的美国象征——高度繁华的曼哈顿、自由包容的旧金山、纸醉金迷的好莱坞——恰恰不能代表美国。只有从科罗拉多到德克萨斯，从广阔的西部边疆到传统的南部乡村，才是美国最广泛的根基。对于那些外来移民，正如《右翼美国》一书中所指出的：他们只有融入这样的美国，而不是华尔街和常春藤，才能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
而被那个光鲜亮丽的躯壳所吸引的巴基斯坦青年，他最终的幻灭并不是基于内心强烈的意识觉醒，只是因为他偏激而幼稚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恰逢“筷子楼”被炸之后亢奋的美国，他遭到了之前在左派集中的大学里所没有感受到的歧视，脆弱的心灵也因此受到了伤害，最后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国家寻求心灵的慰藉——他没能等到激进的新保守主义退潮的那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跑掉了。
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美国梦。如果说文化的冲突，那这冲突早就存在，只是主人公昌盖兹人为夸大了这种冲突的严重性，他没有看到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以及碰撞所带来的自省精神。这本平铺直叙没什么特点的小说能够在美国引起广泛的讨论，正是这种自省的体现，而它的作者，一位民族主义精英，却因为自身的局限未能将目光看得更远，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民主
我认识的刘瑜是个相当感性的人，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促使她最终选择了研究政治，我一直想问她，却总也没问成。前几年我在伦敦，顺便去剑桥拜访刘瑜，在一个咖啡馆里，我们在一块儿闲聊。陈晓旭讲了一个故事，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不经意一扭头，就看见刘瑜眼中闪烁的泪光。我有点手足无措，赶紧把话题叉开了。
这些年来，出于“防身”的需要，我装模作样地看了很多关于民主的书。这些书要么深刻得像一眼老井，我连前言都没看完就被那些名词淹没了，要么就如同东莞的技师一样直截了当，上来就要给你见识一下民主的“本质”、“核心”和“关键”。
这时候，刘瑜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首先，她有好的文笔，这大概来自于多年在BBS的锻炼，她的评论也因此保持了平民的幽默和学者的尖锐，而不是刘军宁那种絮叨的公文风格；其次，她有坚实的学术功底，虽远离祖国，但不会主动向人民抛媚眼，这就使她保持了正常的思维能力。
很多人把这种正常的思维能力视为理性，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理性是个什么意思，尤其是当它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那经常意味着架空现实和自以为是。鲍伯?迪伦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是这么唱的：真理正义多么高尚，它骗我变得理性。大多数人评价一个人很理性的时候，他们背地里嘀咕的台词基本上就是：这个人很冷漠，这个人没激情，这个人离石女不远了——我在刘瑜的身上却没有看到这些。
在我看来，刘瑜最大的特点在于生动，而不是什么理性。不管你是否承认，极端已经是一种常态，而在不极端的时候，还会有人想办法让你极端。史景迁在书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压力，慈禧委派了五名钦差出国考察宪政体制，而一个叫吴樾的学生却拦下了他们，并向他们投掷炸弹，造成两名大臣受伤，吴樾则当场毙命。在后来找到的遗书中，他申明此举并无意针对这五位钦差，而是要触怒朝廷让其用更残暴的手段来镇压，以激发爱国志士的爱国之心，使他们揭竿起义。
这是独立思考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手风范。
这是刘瑜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悲哀。还是忘掉那些言不由衷的废话和夸夸其谈的见解吧，刘瑜想表达的是或者仅仅只是：关注事实胜过关注争吵，关心细节胜过关心策略。当一个人能在这些细节中提炼出一套系统的方法来指导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任凭冲动、盲目、愤怒以及随便什么就可以冲垮头脑的东西诱人走向狭隘，那么，什么是民主其实并不重要，你根本不需要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不朽的福尔摩斯
众所周知，柯南?道尔并不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在他之后出现了无数更牛的家伙：黄金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艾勒里?奎因和约翰?狄克森?卡尔——他们创作了不同凡响的故事，无懈可击的推理以及匪夷所思的密室；还有加斯东?勒鲁，一个玩票的法国人，以一部《黄屋奇案》跻身于大师的行列；还有雷蒙德?钱德勒、约瑟芬?铁伊、乔治?西姆农，他们将推理融入了文学；在日本，本格派、社会派和变革派们则贡献了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横沟正史以及数不清的后续者……
但是，在这所有的辉煌、伟大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到来之前，我们首先要记住这样一句名言：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福尔摩斯。在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出来的世界百大推理小说排行榜上，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当之无愧地列在了第一。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爱吹牛、没有常识、因为古柯碱毒瘾而搞不清楚现实与幻觉的英国人”，甚至胜过喜欢我们自己。在岛田庄司的杰作《占星术杀人事件》里，主人公御手洗在对福尔摩斯做了上述一番刻薄无情的批评之后，石冈生气地质问他：“你把他说得那么不堪，让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难道福尔摩斯的一切，都不能让你感动吗？”然而，“厕所先生”却这样回答道：“谁说的？完全没有缺点的电脑，能够让人感动吗？福尔摩斯让我感动的，正是他是人，而不是机器的一部分。我喜欢他。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他。”这番话说出了每一个福尔摩斯迷的心声：因为他是人，而不是机器的一部分。
从爱伦?坡发表《莫格街的谋杀案》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无数的侦探曾经走到我们的视野面前——除了特伦特先生、梅格雷警长、布朗神父以及少数的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谋杀面前表现得头头是道，他们锐利的眼睛找寻着脚印、纽扣、夹鼻眼镜和壁炉里烧掉的碎片，他们挨个审问疑犯，在80句或者600句乏味的对话之后，终于激动地嚷嚷道：凶手就是你！雷森医生！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没有人会为这一切感动，我甚至连呵欠都懒得打一个。无非就是这些：精心策划的诡计，冷冰冰的尸体，惊慌失措的家属，隐藏在地下100英尺的线索，还有一个神气活现的侦探——最后负责向读者解释一切。如果你是个纯粹的推理爱好者，把这一切当做一个游戏，如同卡尔所说的“一个最伟大的游戏”，目的在于和作者进行脑细胞的竞赛，那么你会得到你希望的满足。
但这就够了吗？就这些玩意了吗？反正在这些小说里，真相被抹了一层又一层的粉底，线索藏在你八辈子都找不到的地方，而最后的解释牵强附会，推理的过程冗长复杂，至于那些枯燥无味的对话——“约翰先生，请问那个鬼鬼祟祟的女仆昨晚十点到十点半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管家在十点十分到十二点九分又跑哪去啦？”——则被一次次地甩到读者眼前。和一百年前福尔摩斯的故事相比，这一切都如此的重复、掉渣，让读者昏昏欲睡。但我们却仍然能够记得，柯南?道尔曾经虚构的那些伟大的时刻：我们看到福尔摩斯抱着莫里亚蒂掉下了莱辛巴赫瀑布，我们看到在巴斯克维尔的沼地上他孤独坚挺的身影在一片迷雾中若隐若现。是的，我永远都记得在《布鲁斯?亨廷顿》一案里他冷静的控诉：“瓦尔特上校！就是你！在叛国之外，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那就是谋杀！”这真是我最早的自由主义启蒙：个人的生命居然要胜过一个国家的尊严。在我幼小的装满赖宁和雷锋故事的脑袋里，这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