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力资源就业概况与就业压力
一、人力资源就业与失业的界定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所谓就业，是指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其实质是人力资源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就业，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界定。在美国，就业被界定为劳动者在一个星期以内干1小时以上有报酬的工作，或者在一个星期以内干15小时以上无报酬的工作。在我国，就业是以调查标准时间前一周，工作或劳动时间累计大于或等于1小时为标准，且获取一定报酬的，不论其从事的是固定性工作还是临时性工作，均视为就业。
与就业相对的是“失业”。所谓失业，按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是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象，其实质是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是人力资源的浪费。根据定义，失业主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劳动能力；二是有就业意愿；三是无有报酬的工作。因此，失业界定的要素是“劳动年龄”、“劳动能力”、“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等。在统计上，一些地区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了不同的失业界定标准，如上海将失业界定为：劳动收入低于635元（2004年7月1日后实行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一词，在我国是1993年提出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实行“统包统分”的人力资源配置体制，政府的对就业的指令性安排一度使“失业现象”从形式上得以消除。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失业成了社会的重要问题，但是政府就用“待业”一词来反映当时的失业情况。直到市场经济转型后，思想观念发生转变，于1993年开始起用国际上通用的“失业”一词，因而“待业登记”随之改为“失业登记”，但统计标准和统计体系仍然维持不变。
劳动时间少于120小时；有求职努力。满足以上条件之一者就界定为失业。在失业率登记上，失业率分为“登记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或“调查失业率”。所谓“登记失业率”，一般是在当地劳动部门进行了失业登记，建立了就业案册的户籍人力资源，而外来人力资源是不实行失业登记的，一旦登记为失业人员，则进入当地失业救助系统，可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救济金）。因此，当地政府对“登记失业人员”的界定较严格，标准也较高，同时很多实际失业人员，由于登记手续繁琐及对失业的认定观念等原因，也可能为了“面子”而不主动进行登记，因而登记失业率与真实失业率相差很大。实际失业率一般是一种估计数，或通过一定方法进行抽样调查的数据，也称为“调查失业率”，它一般比“登记失业率”高。
失业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增加1%，GDP将减少2%。因此，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必须首先保证就业的稳定增长。产生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凯恩斯失业理论，由于工资刚性等原因，形成“有效需求”的不足，将产生“自愿性失业”，加上由于结构、技术以及寻找工作的时间迟滞等原因，出现失业现象是必然的。按凯恩斯的思想，解决了“非自愿失业”就实现了“充分就业”，一般认为“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1980-1990年自然失业率大约为5%～6%，而它是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这主要是由于收入提高后“自愿失业率”也提高而导致的。
二、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劳动就业状况
（一）人力资源供给及其原因
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源丰富，就业人口非常巨大，2000年就业总量达到4982.0万人（10%抽样数据），其中上海811.5万人，位居首位，南通为484.6万人，处于第二位，处于第三位的是苏州，为422.7万人（见表7‐1）。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分城市就业人口占长三角就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与分城市15岁及以上人口占长三角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相差较大，如上海，就业人口占长三角就业总量比重为16.29%，而其15岁及以上人口占长三角1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的比重则为19.55%，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不同而出现的。长江三角洲劳动参与率相差很大，2000年长三角地区平均劳动参与率为73.58%，其中上海、舟山最低，分别为64.79%和63.68%，而南通、泰州最高，分别为82.0%和80.53%（见表7‐2）。从表中可以看出，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参与率较低，如南京、杭州、无锡、苏州等地区，而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地区，劳动参与率则普遍较高。同时，1990-2000年，劳动参与率降低幅度很大，平均降低了8.36个百分点，降幅最大的是上海、南京、杭州等市，降幅平均为10个百分点以上。
人力资源劳动力参与率代表着一个地区人力资源参与劳动的程度，它的变化是社会、经济、产业发展变化的集中体现。从微观层面看，人力资源个人供给的效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工作时间；二是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劳动者就业选择是这两方面效用平衡的结果，而影响这种平衡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工资率、个人财富和个人偏好等。在个人财富总量相等，市场工资水平一致的情况下，两个职业和技能相同的劳动者是否参加工作，主要取决于这两个人的偏好，特别厌恶工作或看重闲暇的人往往选择不工作，而喜欢工作看轻闲暇的人往往选择工作（温海池，2000）。影响个人劳动力供给决策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工资率的变化。工资率提高，它对人力资源供给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收入效应”，即工资率提高使劳动者更加富裕，从而减少生活奔波而可以享受更多闲暇，劳动力供给下降；另一种是“替代效应”，即工资提高使得劳动者更乐意参加更多的劳动，从而供给增加。人力资源市场变化完全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在低工资阶段，工资率变化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人们工资收入较低，一旦提高工资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人们有强烈参与工作的动机，从而增加劳动供给；当工资和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工资提高不再成为人们参加劳动的动力，此时人们更多地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增加闲暇时间。因此，在家庭收入或财富增加后，家庭的最低劳动供给价格上升，如果市场工资率不变，则家庭非主要就业人员不选择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其劳动供给曲线如图7‐1所示，属于“后弯型曲线”。这也可以解释1990-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参与率为什么大幅度下降的原因。
在宏观上，人力资源供给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工资水平高低、社会经济制度、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机械化程度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关。而工资与宏观人力资源供给，一般是工资率越高，人力资源供给量越大。
从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看，长三角具有以下特征：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均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15～19岁低龄组最低，平均为37.12%，且女性高于男性，而在20～24岁组后，男性均高于女性；高峰年龄组为30～44岁，平均为90.34%，而从25～29岁组到40～44岁组，是劳动参与率最高的“高位稳定期”，其变化为88.3%～90.34%，曲线几乎成为与X轴平行的直线；男性在50～54岁组出现下降趋势，而女性在45～49岁组出现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男性。
15～19岁年龄组的青少年劳动参与率低，主要是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迅速，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基本普及初中，甚至有的地区普及高中教育，加上大学升学率的提高与在职业培训的大幅增加，因此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是青年组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的直接原因。但80年代与60年代相比，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在总体上仍比男性低，但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周期循环的敏感反应性较强，当就业形势不好或出现较大波动时，受到冲击较大的就是妇女。形成妇女这种劳动参与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女性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这就提升了妇女在就业上的竞争力，拓宽了妇女的就业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工资率的普遍提高，也促进了女性劳动力的供给。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妇女更好地进入劳动队伍。三是多层次劳动就业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制度劳动时间的缩短、灵活就业和弹性就业形式的实行，对妇女从业非常有利。四是人口出生率和家务劳动的现代化，使很多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劳动队伍中。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将有使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降低的趋势。这与美国的情况相似，1900-1963年，美国分年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男性劳动参与率中，降幅最大的是14～19岁组，从1900年的62.1%降到1963年的36.5%，65岁及以上人口组也从63.1%降到28.5%；而女性劳动参与则呈现升高的趋势，如20～24岁组从1900年的31.7%提高到1963年的47.3%，其他各年龄组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除了前面所述的原因外还与妇女地位提高有关。
（二）不同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变化趋势
在改革开放前以致到目前为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直都是我国经济的主体，吸纳了绝大多数就业人员，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2年，我国三大都市圈中，国有和集体经济吸纳就业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国有和集体经济中的就业人员总量共占全区的40.88%，京津地区占55.96%，珠江三角洲地区占29.44%。但是，更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企业经济主体，如私营、个体、外商、外资、联营、股份等经济发展相当迅速，这些经济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到2002年，长三角私营经济就业量占19.46%，内资经济（包括联营、股份等）占17.57%，个体经济占10.86%，还有外商与外资经济共占11.23%。因此，除国有、集体以外的私营、个体等其他经济成分越来越复杂，分量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与其他两个大都市圈相比，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国有经济就业量比重较大，占34.35%，比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高出14.63个百分点。但是在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经济中的就业人员低于珠江三角洲的就业人员10.86个百分点，从这里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外向性远比珠江三角洲低。
从不同经济主体的就业增长来看，三大都市圈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就业量都呈下降的趋势，其中集体经济下降幅度最大，年均在10%以上，长三角就业增长最强劲的是私营、外资及个体经济，分别为38.42%、29.32%和15.05%。与发达国家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私营、个体企业发展水平还是偏低，特别是小型企业发展水平低，如日本家庭等小型企业的发展相对成熟，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40%多，而小型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很有优势，因此将来应该采取措施大力鼓励小型企业的发展。1999-2002年，长江三角洲户籍从业人员在私营、个体及外商、外资企业中就业总量有很大的提高，如图7‐4所示，增长倍数最高的是私营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分别达到1.15倍和0.45倍，而国有和集体经济从业人员连年减少。因此，要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更好、更充分地引进外资，放手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对国有、集体企业进行更新、挖潜，对亏损严重、扭亏无望的企业彻底进行改革，必要时实行转制，更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就业积极性。
三、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失业问题与就业压力分析
（一）长三角人力资源失业状况
2000年，长三角失业人口总量为231.2万人，失业率达到4.43%，从总量上看是非常大的，然而，按西方就业理论，还是处于“充分就业”范围。但是，从不同地区的失业情况看，差异较大，有的地区失业问题不很突出，有的地区却相当严重，如2000年上海失业总量达到85.9万人，实际失业率为9.57%（见表7‐1）。
一般认为，实际失业率超过10%时失业问题达到相当严重的状态，对社会经济将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因此上海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还可以看出另一种倾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失业率也越高，如除上海的高失业率外，南京（6.08%）、无锡（4.66%）、杭州（3.76%）、苏州（3.69%）、宁波（3.53%）等城市失业率也较高，而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南通、扬州、泰州、绍兴、湖州、嘉兴以及台州等失业率反而较低。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外来劳动力，而相当部分外来劳动力是盲目流入的，很多在流入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不能找到工作，最后成为失业人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当地的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