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化与人力资源城乡再分布：城市化滞后问题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
城市化与工业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也不同。在工业化之前，商业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初期，传统的大机器工业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因；后工业化时期，现代工业和现代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外学者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当人均收入从200美元左右增至1000美元时，平均工业产值就从占GDP的18%增至30%，而城市化水平则从20%增至50%。城市化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这是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原动力，客观上就是人力资源由乡村流向城镇的过程。二是城市产业政策的影响。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不仅导致了城市建设中的“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而且使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大为降低，影响城市化的发展。其次，户籍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影响。长期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就业政策，使得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脱节，城市人口的发展壮大不是靠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集聚，而是由城市自身自然增长现实的，这与国际城市化经验很不一样。所有这些，都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必将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一样，主要是城市化滞后的问题。表现在两点：一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二是滞后于非农化。如果以美元计，2000年长三角人均GDP为2207美元，在钱纳里标准结构中属于“人均400美元”档，其对应的城市化率为49.0%。如果以此为标准，2000年长三角的城市化率为57.84%，不算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但是，一个国家GDP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由于商品化率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是不能完全以汇率来计算的，而应以购买力平价指数（PPP）换算，因此按购买力平价指数2000年长三角人均GDP为4303美元，属于标准结构“800美元”档，所以城市化程度应该达到60.1%左右，由此看来还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长三角人均GDP从1990年的3116元增加到2000年的18248元，增长了4.86倍，扣除物价上涨后净增长42.13%，年均增长4.21%，而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35.45%增长到2000年的57.84%，增长了22.39个百分点，所以经济增长的城市化弹性为0.53，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800美元”档的同类地区，这也是以往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反证，即城市化进行补偿性增长。
（二）城市化与非农化
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城市化速度很快，1990-2000年城市化每年以2.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是与从业人员非农化相比，滞后程度还是很大的。据“五普”数据计算，2000年长三角城市化率为57.84%，而非农化率平均为70.13%，城市化滞后非农化12.29个百分点，在16市中滞后程度居前5位的是嘉兴（30.7个百分点）、无锡（23.91个百分点）、宁波（22.91个百分点）、苏州（22.53个百分点）、湖州（21.56个百分点）（见表5‐9）。非农化也可以看做是“隐形城市化”，即在农村人口集聚区出现了很多非农产业，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上与城市人口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在统计上不看做城市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也位于郊区农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非农化，是极不利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也将给城市化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目前，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实质上与城镇地区没有两样，但是由于以前城市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不合理，把相当一部分本来应该城市化的人口挡在城市的外面。过去一二十年掀起的农村建房热，正是城市化滞后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后果。对于大批已建房的农民来说，要再付出巨大的代价迁居城镇，显然是不容易也是不愿意的事。
尽管小城镇户籍管理已经为农民进城打开了方便之门，城镇人口容量也相应有所提高，由于城镇户口不能给农户带来实质性的实惠，因此有许多农民不愿意到城镇落户，而愿意居住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并且由于征地时能得到一笔较丰的补偿金，还出现了自理口粮户城镇人口返回农村的现象。这就给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和高昂的成本费用。
三、产业同构对人力资源优化的影响
（一）产业同构问题分析
衡量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同构性，可以采用区域行业分工指数来判断。
其中：qij、qik表示区域j、k的i产业产值，qj、qk表示区域j、k的工业总产值。如果区域j和区域k有完全相同的产业结构，即i行业在本地区产业中所占份额相同或相近，则指数Sjk趋于0。如果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毫不相关，则Sjk为2。因此，0≤Sjk≤2。当Sjk值越大时，两地区分工程度越高，产业专业化程度越高，互补性越强；当Sjk值越小时，同构性越强，行业区域竞争越强烈。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产业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同构性。其中，同构性最大的是杭州-苏州（0.4534）、上海-南京（0.4635）、苏州-无锡（0.4721）和杭州-无锡（0.4881），从分布来看，同构性具有显着的空间特性，即：
区域中心城市与核心城市上海的同构性更加明显；毗邻区域的同构性，主要是苏锡常地区和杭嘉湖地区；行政区内城市同构性，江苏和浙江两个省级行政区内的城市同构性更明显。具体地说，杭州湾以南三市（宁波、绍兴、舟山）与其他各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很明显，其中与上海及苏锡常地区的差异最大，与苏中南地区的差异次之，而与杭嘉湖平原的分工程度较弱。这是因为同处同一省级行政区内的城市，其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成长的市场环境相类似的缘故。同时由于空间距离的影响，使得毗邻地区在产业政策、知识和信息辐射等方面的作用，使它们具有较大的趋同性。与1997年相比，长三角地区产业的同构有所降低，其区域专业性明显加强，如1997年长三角地区行业分工指数一般在0.4～0.6左右，最小的为0.358，而到2002年则最小值为0.4534，较1997年有较大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