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根据人均GNP水平把工业化划分为三个阶段：100～280美元为初级产品阶段；560～2100美元为工业化阶段；2400美元以上为发达经济阶段（均按1970年标准）。认为工业化时期是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阶段，同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等供给因素变化相比，需求因素变化对于工业化作用更为重要。工业化-经济结构的转变，取决于两类主要因素的演变，一是总需求水平，二是要素供给的结构。库兹涅茨与罗斯托从经济增长总量与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对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有益的丰富与补充，库氏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过程，部门的变化同总量相联系，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纳入总量发展中，才能进行权衡与比较。他强调总量增长，只有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有结构的高变换率的出现。
而罗斯托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经济增长是各部门中的技术积累所致的，由于部门积累的不同才形成总量增长的差异。尽管他们观点有所不同，但是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观点是一致的。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 Stein‐Roda）和纳克斯（R．Nurkse）是平衡增长论者（balanced growth），但是他们对结构变化也非常关注，他们提出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确保各个经济部门的利益，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部门间、产业间、行业间的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分配关系，提出了设想，有利于经济健康、合理的发展。在人力资源配置上，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而合理的就业结构又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因此，研究人力资源配置，必须从产业结构入手，根据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以市场为先导，通过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发挥资源优势，提高利用效益。
四、人力资本理论
对于人力资本概念，早在1680年，威廉·配第（W．Petty）就曾经提出过，当时他是以人力资本收益来估计由于瘟疫、战争和人口迁移所导致的损失。后来亚当·斯密（1723-1790）进一步丰富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思想，他认为国民“后天取得的有用能力”（acquired and useful abilities）应被看做资本的一部分，并且“为尊重具有技能的人……对他们所获技能所费去的劳动与时间，给予合理的报酬”，同时斯密还说，“学习一种才能，需受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因此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所有这些，是古典人力资本理论从萌芽到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这一理论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他在《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1971）、《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1981）等着作中提出并阐明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性质、人力资本投资内容与途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等方面的思想与观点，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彻底完成“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他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1962）、《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1964）、《时间配置论》（1965）、《家庭论》（1981）等着作从微观层面上使人力资本理论变得真实与科学。
尽管人力资本很早就被提出，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人力资本，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种统一的认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它定义为：“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蕴涵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从价值构成层面看，人力资本含义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人力资本投资或投入说，以舒尔茨为代表。他认为：“ ……消费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用于教育、卫生保健和旨在获得较好工作出路的国内迁移的直接开支，就是明显的例证。”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的收入或产出预期说，这是在舒尔茨投资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持这一学说者认为，劳动力拥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可通过生产劳动的转移、交换并实现价值的增值而体现，人力资本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可以用来度量人力资本的存量价值。这两种论述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种人力资本含义可能陷入“唯投资论”，即等量投入就可获得等量人力资本的提高，显现出一种唯心气息。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在同等条件下是因人而异的，一个傻瓜、白痴或自身不作努力者，无论投资再多，或无论外界条件如何的优越，其人力资本的提高也不是一个定数。在第二种论述中，仅以预期收入为人力资本的度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出现人力资本存量不高而由于“机遇”的原因，其产出也偏高的现象；相反，人力资本存量高的人也不一定产出高。严格来讲，人力资本价值的产出预期估计是不能作为人力资本量的，因为按资本的本质来说，资本就是可以带来价值的价值，包括可使用性与可交换性。
因此，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本价值的实质，就是它被用来生产其他物品价值“时点”上所含的有用性或价值。按这些思路，似乎人力资本是不可衡量的。应该来说，要较准确地衡量人力资本的价值，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对上述两种衡量方式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平衡点”，也是可以较为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按成本投资理论，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用于教育和培训的费用；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劳动者用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费用等。如果范围再广一点，则人力资本还包括家庭抚养成本。根据H．莱宾斯坦（HarveryLeibenstein）和G．S．贝克尔（Grary S．Becker）抚养孩子的“成本-效应”理论，孩子的抚养成本从总体上看，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即指把一个孩子从怀孕起抚养到他们独立生活时为止的各种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其他支出以及父母为抚养孩子所损失的时间等。其中，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孩子衣、食、行、住费用及孩子受教育费用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费用等。间接成本，主要指时间成本，也称为机会成本，包括损失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或工作的时间、闲暇时间以及与某种消费形式相联系的由于时间损失而不能进行这些消费所作出的牺牲等。而迁移成本，是指为了实现迁移而花费的各种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迁移的直接成本，包括迁移信息搜寻、决策和迁移过程中支出的各种费用。迁移过程的费用包括迁移的路费、搬家费、安家费、子女上学所要缴纳的例外费用、所进入城市收取的城市增容费以及工作单位收取的各种杂费等。而迁移的机会成本，则包括整个寻找新工作过程中和迁移过程中损失的工资收入，以及迁往新居住地适应新环境、新工作的心理成本。这些费用都可以看做劳动者迁移过程中对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人力资本产出预期理论中，主要侧重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阿罗、罗默、卢卡斯等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并在生产函数中把人力资本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内生变量”，建立了人力资本与生产总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五、“推-拉”理论
“推-拉”现象在现实中非常普遍，很多事物的运动都由于推力和拉力作用形成的，乔治（P．George）把它总结为“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最早的“推-拉”理论是由伯格（D．J．Bogue）提出来的。“推-拉”理论在流动人口与移民问题研究中应用很广泛，它的主要思想就是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使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方面力量的作用下完成的。同理，“推-拉”理论在其他经济领域也同样实用，如人力资源在行业、部门、产业间的流动、跃迁，也是在一定的“推力”与“拉力”作用下形成的。影响“推力”与“拉力”的因素有很多，形成“拉力”的积极因素，诸如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较好的生活条件、较好的受教育机会、文化、交通以及优越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等。相反，如果这些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对人口形成“推力”，使人口迁向条件较好的地区或使人力资源转移到其他行业。
“推-拉”理论还有很多量化模型。如1946年美国社会学家吉佛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到“推-拉”理论中，他认为，两地间的迁移总人口是与两地人口数量的乘积成正比的，而与两地间的距离成反比。他使“推-拉”理论由定性描述转变为定量分析，其“推-拉”理论“引力模型”公式为：
Mij＝kpipj
（dij）α
其中，Mij 为人口迁移量，pi、pj分别为两地人口数，dij为两地距离，k、α 为常数。
1949年，康费斯（P．D．Converse）在其“断裂点”理论中提出“城市综合实力引力模型”，其公式为F＝k P1P2d2，此公式与吉佛模型相近。从两个模型的比较可以知道，人口迁移流动量可以看成是一种引力，而在康氏模型中，P1、P2可以看做是两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其中包括经济、产业甚至环境的实力。
美国人口学家罗里也在“引力模型”的思想上，提出了与失业率、小时工资、非农业人力资源数量及距离等因素有关的新“引力模型”：
其中，Mi→j表示从i地到j地的迁移人口，Ui、Uj为两地的失业率，Wi、Wj为两地制造业小时工资，Li、Lj为两地非农业人力资源数量，Dij为两地距离。所有这些都是“推-拉”理论的一种具体化，为“推-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区域间人口与人力资源迁移流动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力”与“拉力”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形成的。从自然资源（如耕地）来看，我国耕地资源连年减少，而人口又逐年增加，这一减一增加剧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到2002年我国人均耕地下降到1.52亩，并且很多地区人均不足0.5亩，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因此不足的耕地就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向”城市，这就形成了城乡之间的“推-拉”模式。至于区域间的“推-拉”模式，主要是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进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2003年中国地区间人均GDP差距最大的达到85倍，而美国只有5倍左右，日本为10倍，同时以东、中、西划分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改革开放后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因此中西部的欠发达状态必然将人口“推向”发达地区。从全国人口压力指数看，虽然人口密度东部远大于中西部，但是结合人口数量、人口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考虑，所得出的综合人口压力指数正好相反，即东部最低，中部次之，西部最大。因此，人口特别是人力资源由中西部向东部流动是必然趋势。同样，在优势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人力资源跃迁情况也是如此，具有一定能级的人力资源在经济利益等“拉力”的作用下，逐渐转向优势产业。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中，“推-拉”理论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