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统特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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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徐恩曾的接替者叶秀峰17

关于增兵一节,昨下曾表乐观之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今亦强调系不容稍缓之事。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亦言现有部队难于控制。渠并透露称:‘三日前,自新竹运抵台北之手榴弹约七千箱,仍停市区万华车站,迄今尚无余力送至军防地区’,而台北警察中之台籍警察,已于日前多数弃职逃逸,各派出所均已无人,可见目前军力之薄弱矣。”看到此电报,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大骂:“娘希匹,堂堂一个省长,手里竟无兵可用,事毕,我要拿他开刀!”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台各城市,严重已极。公侠(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选自《蒋介石日记》)

3月6日,《自由报》社长王添灯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纲要》,其中《处理纲要》要求政府下令各地武装部队“暂时解除武装”;政治方面则提出“制定省自治法”,要求“台湾人自治”,县市长、参议会于6月以前“实施民选”,7月1日举行县市长民选,省各处长2/3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新闻舆论媒介言论要“绝对自由”,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均由台湾本地人担任;撤销专卖局、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全部以台湾本地人充任。当天晚上,陈仪接受了部分建议,在第三次广播中宣告改革政治意见,表示拟将省级行政机关改为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台湾本土人士。

3月7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处理纲要》进行了追加,追加“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以及撤销警备司令部等10条。这10条款项大多符合事实,但其中有些条件过于苛刻,陈仪读完新10条款时勃然大怒,怒斥台湾民众简直是“蹬着鼻子上脸”、得理不饶人!与此同时,蒋介石致电陈仪:21军直属部队本日由上海出发,大概10日凌晨抵达基隆,要求陈仪做好配合接待工作。蒋介石对此事仍旧不放心,于是又致电海军司令桂永清:令其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还电令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内容为: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做野心家的工具),以稳人心!

3月9日,国民党21军两万人马提前一天登陆台湾基隆港,开始对发起运动的台湾民众进行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民众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武器等问题,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跑,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

3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国父纪念周”上发表演讲,他说:“党国已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将派白崇禧赴台协助陈仪处理事件,并进行宣抚。”他还宣称:“已严令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希望台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地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台湾民众自发运动,蒋介石依旧怀疑共产党从中作梗。后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分析“二·二八事件”大概有以下四个原因:一、共党作乱;二、日本的残余影响;三、经济问题;四、不法分子煽动而引发的阶级仇恨。

3月17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台湾进行宣抚工作。到了台湾之后,白崇禧向全省广播,宣称党国将采取“宽大为怀”的精神来处理“二·二八事件”,凡是参与此次事变之有关之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党分子外,一律从宽免究。后来白崇禧还声称,党国对台湾民众所关心的自身权益等问题,在许可范围内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持。与此同时,刚刚结束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建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而后陈仪被迫辞职,接受国民党党部的审理。

“二·二八事件”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伤,至今无确切数字。有人回忆道:“街道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死伤万余人……”而时任台湾师范学院的教授杨亮功则统计:190人死亡,1761人受伤。不管死了多少人,“二·二八事件”的悲剧起源于叶秀峰那次“增兵三个师”的工作汇报!3月20日,叶秀峰听台湾调统室特务的工作汇报,得知“台湾局势已经稳定,运动已经彻底平复”,叶秀峰终于松了一口气。

11.“申九血案”

叶秀峰对连续制造血案惨案上了瘾,因为内战之后,中统局的任务就是反共,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按照蒋介石和陈立夫的说法,镇压学生、工人运动也是一种反共模式。因此,叶秀峰作为蒋介石的走狗,工作任务就是制造血案、惨案,打击共产党。“申九血案”就发生在工人运动最活跃的上海,作为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别“照顾”的地方。

1947年,蒋介石不但发动了全面内战,而且还与美国勾结,签订不平等条约。上海市的民族经济几乎陷入“泥潭”,几十万职员失业。尤其是棉纺企业,由于美货的性价比优于国内同类产品,许多国内棉纺企业纷纷关门、倒闭。作为上海纺织工业的明星企业——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拥有工人8000余名,年产布匹数量在全国同行业都排有名次,效益还是不错的。就是这样一个民营公司,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力”,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延长劳动时间,而且还想方设法克扣工人薪水。比如大米、煤炭等生活必需品能少发就少发,能不发则不发。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将工人开除,从而引起工人们的严重不满。尤其到了年底,工人们甚至连年都没法过了。

早在几年前,统益纱厂的棉纺女工汤桂芬,原名汤大心,曾与共产党人佘敬成一起,率领47家棉纺厂的13万工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迫使资本家签订了18条协议。协议包括增加工人工资,工资与消费指数挂钩;女工产假56天,产假期间照发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及改善职工福利等保障工人利益的条款。那是上海纺织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生活改善,是纺织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此时,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等纺织厂推翻了“十八条”,不断加深对棉纺工人的剥削。棉纺工人们终于忍无可忍,找到了时任沪西民营纱厂担任联合支部书记的汤桂芬。

“汤大姐,我们厂已经五个月没发煤球和大米了,这让我们怎么过啊?大冬天的,我们要冻死饿死了!”一个老工人发牢骚。

汤桂芬表情凝重:“不要担心,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我们的权益。”

随后,汤桂芬向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汇报了情况,沪西民营纱厂地下组织工委也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反对年奖打折扣”是各民营纱厂关系到工人切身利益的共同要求,同样也是大势所趋的一件事。于是沪西民营纱厂地下工委决定在“申九”发动斗争,以带动其他民营棉纺厂一起抗争。

没想到,共产党的行动还没有展开,消息就传到了叶秀峰的耳朵里。叶秀峰迅速向陈立夫汇报了此事。

“立夫,上海市的棉纺工人又不安分了,肯定又是共产党在捣鬼!是不是应该敲一敲边鼓,警告他们一下?”叶秀峰问陈立夫。

“可是,万一事情处理不好,被共产党抓住把柄,又会给党国带来舆论压力!这些年,党国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啊!”

“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如此放肆吧!万一他们把事情闹大了,总裁肯定会怪罪我们的。”

陈立夫叹了口气,最后冲叶秀峰挥了挥手,说:“这件事你自己去安排吧,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人,更不要开枪!”

“好!”

自叶秀峰上任以来,经手的“案件”大大小小也有十多起了,这些案件虽然改变不了国民党颓败的大局,但却向蒋介石等人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蒋介石也曾在甲种汇报会上公开表扬过叶秀峰,说他态度端正,值得广大国民党党员学习。

回到中统局,叶秀峰马上致电上海办事处主任季源溥,提醒他注意与上海宪兵队和警察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武装镇压的准备工作。

1948年1月30日中午12点30分,“申九”全部职工开始罢工。他们聚集起来,派出代表与厂方进行交涉。为了防止厂方报警或者对机器设备进行破坏,纺织工人们组成纠察队,分头看守大门、交通要道以及车间里的机器设备。后来,纺织工人还把印有“改善员工福利”的宣传单张贴在上海滩的重要角落及来往的汽车上,于是罢工的信号迅速传至整个上海。没一会儿,一支拥有七千多人的罢工队伍聚集在一起,与厂方形成对峙态势,并向厂方提出“七条”要求,其要求如下:

一、如期发放配给物资;

二、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

三、年底前被无故开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复工;

四、所有厂规要由劳资双方协商同意才有效,取消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厂规;

五、女工产假为56天,产假期满而身体不好者仍可继续请假;

六、发还五一劳动节工资;

七、反对征收工人所得税。(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这支队伍与厂方对峙了半天,厂方不但没有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而且还威胁工人:“如果再不开工,损失由你们自己承担。”

罢工队伍见厂方没有丝毫退让,便拒不开工。

在“申九”工人罢工的前两天,上海同济大学发生学潮,上海十里洋场又发生舞女风潮,这些都刺激着国民党脆弱的神经,让叶秀峰最终决定,对“申九”罢工运动进行武装镇压。

沪西纱厂地下党工委也在“申九”罢工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31日,决定“收缩罢工”,尽量避免与国民党特务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工委的决定还未传到“申九”罢工工人的耳朵里,中统局的行动就开始了。

2月1日,季源溥派特务到“申九”打探工人罢工的情况。特务们经过一番打探后,向季源溥汇报:“申九工人很激动,罢工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

“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会罢休了!”季源溥迅速致电上海宪兵队和警察局,要求他们配合行动,一举打散罢工组织,揪出幕后操纵者。

于是,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2月2日一早,多数工人还在睡梦中,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务、打手等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包围了“申九”,并且控制了第一、第二道大门。工人们在嘈杂的叫喊声中醒来,发现警察和特务们已经包围了他们,工人纠察队就迅速用铁链锁住了“申九”的第三道大门,与特务们对峙起来。

特务们见工人们不肯投降,便下令向工人发动进攻。工人们以“申九”三楼的楼顶平台为据点,用准备好的石头、砖瓦、铁桶、火油桶、水龙头等作为自卫武器,打退了特务们的进攻。

随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竟然调来了武装车辆,强行撞开了工人们锁住的第三道大门。

当女工们筑起“人墙”准备阻挡武装车辆时,一辆辆武装车辆竟然硬生生地从她们身上碾过,18岁的女工王慕梅当场牺牲。

工人们见武装暴徒惨无人道,愤然向他们扑去……

共产党员徐泉福,开着卡车向暴徒们的武装车辆撞去,并用卡车死死堵住“申九”的第三道大门,不让暴徒们冲进来。

后来,宣铁吾下令“格杀勿论”,特务们纷纷掏出手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射击。一时间,子弹如雨,枪声四起……

17岁的女工蒋贞新和24岁的女工朱云仙被杀害,另有100多名工人受伤。

“申九惨案”中,共有3名女工牺牲,40余人重伤,236人被捕。

“申九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逃避责罚,竟然宣称“不许戴黑纱,谁戴黑纱谁就是共产党”,以此威胁、恐吓纺织工人。

沪西纱厂支部书记汤桂芬,以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纺织工人支持“申九罢工运动”!她准备好黑纱,召开了“工会理事会”,在理事会上,她呼吁所有的纺织工人都积极支持申九:“申九工人惨遭杀害,同为纺织工人,我们应该积极支持申九工人的斗争,我们应该戴上黑纱,缅怀牺牲的同志们!”工人们纷纷响应汤桂芬的号召,上海的纱厂工人们大都公开戴上了黑纱!

2月3日,上海工人协会发表了《为申九惨案宣言》,号召上海市纺织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援助“申九工人运动”。各产业公会纷纷组织对“申九工人运功”进行募捐,短短几天内,竟然募集捐款3.2亿元。

“申九惨案”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各式各样的“抗暴运动”也随之在上海市蓬勃兴起。新华社报道了“申九工人运动”的消息,香港《生活》杂志也以事实为依据歌颂了申九工人英勇抗暴的事迹。解放区军民则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义务劳动一天,以实际行动支援申九工人的英勇斗争……

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令远在南京的叶秀峰恼怒不已,他勒令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的特务们抓捕纺织工人的带头人汤桂芬,在汤桂芬被特务们抓捕后,他才胆战心惊地向陈立夫和蒋介石汇报了“申九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