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统特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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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徐恩曾的接替者叶秀峰14

9.“二九惨案”

为了向蒋介石表明自己的忠心,叶秀峰屡屡举起屠刀!其中以上海制造的“二九惨案”最为震惊全国。

日本投降之后,国内人民迫切希望过上和平稳定、没有硝烟的生活。但是国民党当局却不断与美国进行勾结,置全国人民意愿于不顾,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不仅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而且还是民族工业集中地,其受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表面看似平等,而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的远洋运输及生产技术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国实现其中规定的权利。按照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的一句话说:“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签了此条约之后,美国货排山倒海般进入中国,什么花旗蜜橘、克宁奶粉、玻璃丝袜、牛肉罐头、美国服装等消费品真是琳琅满目。

美国货大批量涌入上海,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崩溃。美货成了“美祸”,而中国的剩余物资也无人问津,成了大量的“剩余灾祸”。据统计,1946年8月至12月期间,整个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失业人口有20万之多。以制袜业为例,上海原有制袜公司500余家,自美国丝袜大批涌入上海之后,由于美国丝袜质量好、价格低、款式新挤垮了上海的民族丝袜行业。上海的制袜厂最初每天只能开工2~3个小时维持,到了后来索性通过歇业来减少损失。以罐头业为例,当时上海的各大商店、市场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国罐头,而上海本地工厂生产的罐头却大量积压,以致变质、发霉。原本170余家罐头厂到1947年2月之前,只剩下50余家,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可以说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堆着过去当作“奇货”的美国货。美国货如同洪水猛兽般冲击着中国的市场,当时上海的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国货五大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度缩水,已经濒临破产。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迫切希望成立了一个组织,为自己争取利益。

在此之前,上海工人与日本人以及国民党政府进行过多次抗争。

“七七事变”刚刚发生后,上海百货业职工曾经发起组织过战时服务团,参与了战地救援、灾民救济、广播抗战新闻等工作;1939年,上海百货职工还曾经因“改善生活待遇”与汪伪政府进行过对抗;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上海百货业职工进行了第五次“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通过历次斗争的磨炼和经验积累,上海百货业职工已经摸索出一种“保护自己、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法。

1947年2月,上海百货工会提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口号,此口号恰逢中国国货公司成立14周年,颇有纪念意义。2月5日,上海百货工会召开了百货业职工积极分子座谈会。座谈会上,积极分子们纷纷发表意见、看法,与此同时便成立了一个“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简称“爱抵会”。

2月6日,“爱抵会”发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宣言,并说明抵制范围仅限于奢侈品、消费品以及国内厂商所生产的产品替代品。

2月7日,“爱抵会”向全上海的公会和工商单位发来请柬,邀请他们于2月9日在新都剧场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

2月8日,“爱抵会”又发表了“告各界人士书”,号召大家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拯救自己的命运。就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时,新都剧场的老板遭到中统特务威胁,竟然打来电话说剧场另有他用,不再外借!无奈之下,只能临时将会议地点改为南京路劝工大楼三楼的一个会议室里。

2月9日一大早,许多爱国群众早早就向南京路劝工大楼出发了。早晨9点,会场里已经坐满了人,甚至一些有名望的社会名流也来到劝工大楼参加大会,其中就有郭沫若、邓初民等。会场气氛庄严热烈,五百多名百货业代表开始齐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和《美国货,害人精》等歌曲。歌声落下,郭沫若、邓初民便应邀上台讲话。

远在南京瞻园里办公的叶秀峰接到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发来的电报,电报称:数百人百货业代表图谋不轨,借机闹事!叶秀峰感到事态不妙,于是致电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大会召开。叶秀峰担心季源溥工作出现纰漏,还专门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与他互换了意见。

当郭沫若等人刚刚放下话筒,三楼会场大门突然被一群手持棍棒、铁尺的流氓、特务撞开。会议招待为了维持秩序,于是走过去劝他们道:“会场已经挤满了人,不好意思!”此时暴徒们瞪圆眼睛,如同疯狗般狂吠道:“为什么他们能进,却不让我们进?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啊?”伴随着一声“打”,暴徒们不分青红皂白举起凶器便向无辜群众身上打去。此时许多人联起手来一边反抗,一边掩护女同志撤退。

永安百货的员工梁仁达愤怒地质问暴徒:“我们爱用国货,你们为什么打我们?”

当梁仁达刚刚说出这句话,便被暴徒拖出来,从三楼追打到二楼,又从二楼追打至一楼。梁仁达抵不过暴徒的棍棒和铁尺,脑袋被打出一个大洞,最后气绝倒地。

郭沫若和邓初民在众人的掩护下,翻墙进入劝工银行避凶。而在场的其他人则联合起来,握紧拳头开始向暴徒们反击。棍棒、桌子腿、烟灰缸等等统统成了随手可得的武器。最后暴徒们控制不住局面了,随着“一声枪响”,特务们开始纷纷撤退。挨打的人们乘胜追击,他们高呼:“下楼抓特务了!”人们从会议室里冲出来,结果又遇到早早埋伏的大量的特务和打手。有人回忆道:“当时真是惨不忍睹,许多员工被暴徒们拖到街道上继续围殴,地板上、楼梯上、墙上、门扶手上到处都是血迹!”新新公司一名职工被暴徒拖至劝工银行门口进行暴打,几个暴徒还跳到他的身上猛踩。中国国货公司的年轻职员高宗耀被暴徒打得脸部浮肿,满嘴是血。后来街头上的路人也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暴徒们的无耻行径。

整个暴力事件大概进行了40分钟,除了暴打无辜职员和街边群众外,他们还抢劫了与会职员的财物,其中包括大衣、皮鞋、西装、腰带、金戒指、手表、钞票等等。街头巡逻警察见此场景,不但没有逮捕他们,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走开了(很显然他们是一伙的)。后来暴徒们丢下木棍、铁尺等纷纷上了吉普车逃逸。街上到处都是受伤倒地的职员,哀号声连成一片。

暴徒刚刚离开,被叶秀峰安排好的河南路黄埔分局的警察出动了。警车来到劝工大楼门口,目的竟是为了抓人。他们把那些受伤的职员强行带上警车,有的职员伤势严重,也没有得到“特殊对待”。后来警察局还致电上海各大医院,声称这些职员统统都是政治犯,禁止给予治疗。

被捕的21名职员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候审室里,由三个特务进行轮班看守。这21名职员彼此并不熟悉,却因为“一致抵制美货”而被关押于此,真是有点难兄难弟的味道。一个职员叹了口气道:“没想到爱国也要遭此劫难,这个政府完蛋了!”另外一个职员则说:“这些无耻浑蛋只能欺负自己人,算什么本事?”

审讯的问题也不外乎那么几个,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参加演讲会?”“唱反美歌曲是谁指使的?”“爱抵会的发起者是谁?”等等。由于被捕的职员坚强不屈,审了大半天也没审出个名堂来。警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无罪释放被捕的百货职员。此次“劝工大楼事件”共导致一人死亡、百余人受伤,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