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统特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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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徐恩曾的接替者叶秀峰4

4.密电组过去分设两处,力量不能集中,应予合并。

三、临时委员会及小组希能减少

本局过去组设各种问题临时委员会及小组甚多,开会频繁,事权不专,影响各部门主管业务之推进,不如加强处科之责职,尚有成效,会及该项组设非必要者似可予以减少。

四、省室机构之调整

1.现行之督导区制度,不仅未能发挥积极作用,抑且影响省室工作情绪,增加人事纷争,牵制甚多,似应予以取消;

2.提高各省室之地位;

3.对于省室之权限,似应予以扩大;

4.省市机构中似有增设交通科之必要;

5.各省政府增设统计处,由各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兼任一案,中央业经通令实施,本局应即积极进行,争取成立;

6.由本局成立视察团之组织,团长以高级同志交任,团员选拔熟悉各种业务人员担任,予以较大之权力,出发各地视察,就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7.目前各省室缺乏下层基础,工作多属蹈空,在党调合作之原则下,各县党部委员或书记长至少应由各省室推荐派充,或由省党部指定担任调查工作。

乙、关于人事方面者

本局人才缺乏,基本干部健全者尤少,人员配备调动不够灵活机动,命令之执行,亦未能贯彻,同志之精神,不能蓬发,此种严重现象之形成,一由人事制度迄未能完全确立,取才进士犹未配合实际工作之需要;二为现有及外派同志之管理及训练,不够严格积极,未来干部之培植尤少通盘计划;三为本局负特殊任务而无特殊之待遇及保障,所有各级同志之待遇有时反较一般党务工作同志为低,而未来出路如何,亦未见有适切之部署。具体意见如下:

一、建立适合本局特殊性质之单行人事制度,给予工作同志生活及未来出路以保障;二、嗣后录用新同志,必须经过严密外围关系及一定之训练,取才之标准须品德才干兼重;三、同志之待遇应较一般机关为高;四、内外同志待遇一致,机会均等,并实现内外互调办法;五、提高训练内容,改进训练方法;六、规定工作同志之最低服务年限,期满后按其成绩予以较优之介绍外派机会,使其新陈代谢,干部源之补充不绝;七、现有工作人员应立即进行严格之检查,淘汰各部门冗员及不堪造就之人员;八、外派同志必须是有工作上之必要及规定服务之年限届满后为之,然后指定其任务,严密联系、管理;九、纪律之执行必须严格、经常、平等,始能辅佐命令之贯彻;十、随时注意同志之意见,务求组织之利益与各同志之利益密切相关;十一、考绩及升迁,必须公开;十二、解决人事问题应规定一定之程序及手续,避免殉情偏私,做私人路线之活动;十三、为保障同志生活,似可规定退休养老金、储金、人寿保险、调差家属补助、按期给予休息或旅行假期等办法;十四、人事登记工作,目前尚未达理想境地,似应积极改进,向办理有成绩之机关多加观摩借鉴,俾便于检查考核,扩大其用途。(以上资料选自《国民党党史资料》)

虽然叶秀峰千方百计想要做出点文章,但是党通局自成立之后便向着它的“悲剧”命运靠拢了。叶秀峰在短短几年的宝座上,是不可能留下诸如“破获刺汪案”、“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码”以及“制造南委事件”等等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了。他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搞搞破坏、制造一点动静罢了。

3.收缴日伪资产

1945年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蒋介石发表《波茨坦宣言》。宣言指出:盟国对日作战将继续到日本完全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投降。公告还规定了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即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领土进行占领;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惩办战争罪犯;禁止军需工业等等。几日后,也就是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携带着原子弹的美国战斗机分别飞抵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下迄今为止人类用于战争的唯一两枚原子弹。遭受原子弹重创的日本,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投降。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非常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桃子便是胜利的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就要问桃树是谁栽的,又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不挑,现在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毛主席知道蒋介石将要下山摘桃子了,蒋介石得知日本投降的那一刻,立刻响应毛主席的“讲话”从峨眉山上下来,准备摘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他致电南京的何应钦,委其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打算收缴所有的日伪资产。

日本人盘踞中国几十年,开矿、修建铁路、创办银行等等留下了大量的资产。据统计,日本投降后留下约有4万亿的日伪资产,这个数字是个天文数字,恐怕比中国当时的GDP还要多。4万亿资产啊,哪个人不眼红啊。几天后,蒋介石下令“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实际上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一时间各种接收机关林立,仅平、津、沪、杭四地就有此类部门175个。这些接收大员们趁机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纷纷占房子、抢车子、夺金子、捞票子,接收已经沦为劫收。如此一来难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

当时的“混乱”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抢”。

“天上掉馅饼”哪有不抢的道理?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日伪房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房产中就有5000多幢被抢占。

第二个是“占”。

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贴上封条化公为私,其中南京2000多幢日伪房产几乎被国民党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

第三个就是“偷”。

这里的“偷”,其实是监守自盗,比如汉口宝安大楼收缴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珠宝、古董,等到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

第四个就是“漏”。

指的是日本人为了讨收缴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那些资产直接进入收缴人员的口袋。而在移交物资的过程中,又经过层层“剥皮”,加之伪造清册,又有许多日伪资产被截留。据悉,周佛海在上海共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根,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这些“资产”大多数落入了收缴官员的口袋里。

收缴日伪资产对于中统局也是个好消息。由于中统局的资金日趋紧张,特务们时常发牢骚。为了迅速掌握各大城市的“日伪资产”,叶秀峰便组织特务们进行劫收,他先是找有关人员谈话,组织召开座谈会,而后又认真研究了蒋介石下发的“接收日伪资产”的相关文件。各地调统室将各地市情况汇总给叶秀峰,他总结道:“时间短任务重啊!如果我们下手慢了,东西恐怕就是别人的了。所以你们下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抢——抢好的,抢贵的,抢有价值的!抢得越多,咱们局的日子也就更加好过!当然谁抢得多,谁的成绩就大,谁就是中统局的功臣!”听叶秀峰一说,那些穷疯了的小特务立刻吹着口哨响应起来。

后来叶秀峰听说军统局也开始下手了,所以他发出动员令:抢就抢在军统局前头。为了提前抵达日伪资产相对集中的上海,叶秀峰可谓用尽了浑身解数。按照过去的交通方式,从重庆到南京,走水路要一周时间,坐汽车也要三天三夜,但是如果乘坐飞机,或许几个小时就到了。时间就是“金钱”,为了提前摘到“大桃子”,叶秀峰便开始打起飞机的主意。

当然能够掌管飞机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除了蒋介石之外,也就是二号人物何应钦了。叶秀峰掰着手指一算,自己的中统局里竟然有这么一号人物与何应钦关系密切,此人就是重庆区区长徐兆麟。叶秀峰马上致电徐兆麟:“兆麟啊,现在正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但是偏偏咱们缺少一架飞机,那就劳驾你找一找何公,事成之后必然会有你的好处。”

徐兆麟觉得既然有好处,那就试一试:“局长,我去试试!”徐兆麟挂断电话,便去了何应钦的家里。徐兆麟是何应钦的老部下,自然关系不错。徐兆麟来访,心情不错的何应钦自然接纳了他。

徐兆麟开门见山:“何公,这次来,我有求于你!”

“什么事还用得着这么客气?”何应钦让徐兆麟上座,并吩咐侍奉倒茶,“先喝茶,慢慢说……”

“为了响应总裁和您的号召,这次是去南京收缴日伪财产!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担心资产被共党占为己有,所以想借你的飞机一用!”徐兆麟非常紧张,但是局长交代的事也不得不办。

没想到何应钦倒是十分痛快,他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党国打下来的天下当然要党国自己收!现在我手头上正有一架飞机,我就借你一用吧!但是千万要记住,共党狡猾得很,千万不要让他们抢夺了胜利果实!”

“谢谢何公!”

拿到何应钦的飞机,徐兆麟便高高兴兴地给叶秀峰打了个电话。叶秀峰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任命徐兆麟为中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而后他们一干人马坐着何应钦的豪华客机空降南京,马上进入“清缴日伪资产”的备战状态。几个小时候后,叶秀峰又让飞机折回重庆,接副局长郭紫峻等人马去北平抢劫日伪资产。后来他又任命郭紫峻为中统局北平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劫收日伪资产的工作。

除了南京、北平之外,上海似乎更重要些。上海作为日伪活动的重要地区,遗产似乎更多,于是叶秀峰派自己的亲信吴星伯去上海收缴日伪资产。吴星伯,中统局“九大太保”之一,其他八位是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季源溥、谢永存、徐兆麟、张国栋、王保身等。此人虽然拥有一身本事,但是过去没有得到徐恩曾的重视。叶秀峰上台后,他又逐渐回到人们视野,担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5年11月,吴星伯授叶秀峰旨意带着大特务陈庆斋、王汇百等乘飞机来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他们在上海劳尔登路1号挂牌成立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劫收上海及华东地区的日伪资产。不过当时上海办事处的管理范围很大,除上海地区外,还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